我從北京到香港工作，更加驗證了過去我隱隱約約的看法。香港與大陸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大陸的年輕人根本不知道香港正在發生什麼。香港本土派的一些網絡媒體把大陸人罵作「蝗蟲」，而當時在大陸網絡頗有影響力的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也公開在節目中罵香港人是狗，即當年所謂的「蝗狗之爭」。
此後，香港年輕人的言論和主張逐漸得到更多人的理解。關於香港前途的討論，是這個城市惴惴不安的暗流。香港與大陸的那些在制度上的不同之處，正是香港得以成為亞洲世界城市的理由，是什麼樣的力量讓一個地無三尺平的小島成為東方最自由和迷人的城市？香港的世界性和開放性，註定會成為漸趨保守的北京政權打壓的理由。
2014年2月，時任《明報》總編輯劉進圖被不明人士在街頭砍了六刀，情況危殆，再次引發港人對新聞自由的擔憂。2015年2月，總編輯鍾天祥撤換《明報》頭版頭條關於六四的「加拿大密件」文章，更讓港人懷疑，一直以來的新聞自由已經在北京的強大壓力之下無法守護。
2014年，劉進圖被襲擊後，《明報》的記者和編輯在香港抗議暴力活動中舉起報紙頭版（ REUTERS/ Bobby Yip）
此後的雨傘運動等大型衝突，都在既定的邏輯之內。當年10月，又發生了著名的「銅鑼灣書店事件」，這是一家被認為專門售賣中國大陸政治書籍的書店，五位書店人士相繼在香港失蹤，後來被證明是不明身份的人士將他們挾持到中國大陸，並「配合有關調查」。香港人的言論自由被戕害之後，人身自由也面臨重大威脅。
「不！你還有理想！」
2014年，一名藝術家正在香港第一座永久性博物館創作民主女神雕像，該博物館致力於殘酷鎮壓中國天安門廣場的民主抗議活動
三個月後的2016年3月15日，在我身上也發生了類似事件。當天下午我按計劃乘飛機離開北京去香港參加一個學術活動，在首都機場被四名不明身份的人士帶上一台轎車，關押在至今都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一個小房間，一共19天。被塞進車裏的那一剎那，我只冒出一個念頭：如果我不在中國就好了。
一位負責審訊的相關人士問我：你為什麼要給《蘋果日報》寫稿？我只好實話實說：因為房價很貴，而這家報紙給的稿費很高。他又問：你僅僅只是為了錢嗎？我回答說：「我就是為了錢。」他突然間被激怒了，粗暴的打斷我，嚴厲地說：「不！你還有理想！」我當場愕然，無以為對。
此後的半年內，我不能離開中國大陸，直到當年8月底，才被允許去澳門旅行。我還被警告不能撰寫時事及政治評論，亦不能接受任何外國媒體採訪。與此同時，我在香港的有限居留簽證也被迫中止，我不得不搬到深圳居住。但出入境並未受到嚴格限制，所以也經常去香港買書會友。
有一點很重要。言論及出版自由的香港，一直在為紅色中國保存着那些不能遺忘的記憶。比如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的研究書籍，一直可以在香港出版和發行，香港就是中國的「真相博物館」。但，真相就是謊言的敵人，就會被謊言的製造者無情打壓，這也是當時我們判斷香港處境會更加糟糕的理由之一。
更何況，在北京眼裏，香港其實是一個反對派言論聚集的基地。這也是北京一再強調「港人治港」必須是「愛國的港人」才能「治港」的原因。他們對「自由」這種東西抱有出乎本能的警惕以及不信任。
四、四十而不惑
2017年的大事件是劉曉波在獄中去世。作為六四符號的溘然隕滅，這無異是一個巨大的象徵。從六四之後開始的中國政治轉型運動，在民間大體有兩條路線，一是以體制內開明的退休官員、體制內知識分子、媒體人和律師主張的漸進改良路線，一是以劉曉波為代表的自由派獨立知識分子主張的政治反對路線。二者的核心分歧是是否接受中共的領導。
而劉曉波的去世以及伴隨而來的對政治反對派的驅逐和打壓，使得政治反對路線趨於消失。而主張改良路線的人們，在2018年春天也遭到了現實無情的嘲弄。那一年春天的全國兩會上，憲法被修改，刪除了國家主席的連任規定，使得國家主席的第三屆任期成為可能。這引起國內外的激烈討論，並引發了一波移民熱潮。
回顧過去四十年中國的道路，「改革開放」是一個頗能迷惑人的詞彙。官方不斷強調的政治體制改革，在六四後遭遇重挫，然後被無限期擱置。不僅如此，黨務系統對政府側的限制以「不斷加強黨的領導」為由層層加碼。經過四十年的發展，他們總結了相當多的經驗，有資金、有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