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會之後，溫家寶即將進行政治改革的傳言甚囂塵上，但與此同時，「普世價值」這個詞彙在媒體上封殺及圍剿。2008年當年出版的《公民社會評論》，是模仿當年匈牙利轉型期的《公民評論》雜誌，出版一期即被封禁。三年之後，連「公民社會」四個字都不能提了。
奧運會後的三鹿奶粉事件，把奧運會帶來的輝煌與榮耀在短短几天之內撕得粉碎。但對我來說，真正令我死心塌地的則是發生於2008年年底的零八憲章事件。當時，我認為那份文件上的主張已經足夠溫和，即便如此，仍然不能被當局容忍，那麼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將永遠不會到來。
2009年北京，一名便衣警察（右）在劉曉波受審的法院外拉下劉曉波支持者舉着的橫幅
易言之，中國的民間和官方各自擁有不同的思考邏輯和行為邏輯。以漸進主義改良為目標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努力，在表面上看卓有成效，但並未獲得官方的任何回應，也沒有在立法領域取得任何進展。與此相反，反倒是官方利用立法權，不斷在禁錮律師、記者以及宗教人士的活動空間。所以改良主張更顯得像是一種自虐以及自我憐憫的單相思。
比較有說服力的案例是2010年7月，波蘭《選舉報》的主編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在學者崔衛平的邀請下，在北京的一家書店公開做了演講，討論波蘭以及中國的轉型問題。米奇尼克說：「中國取得了極大的經濟成就，一個自然的結果就是民主的演進。那麼所有逆轉或者違背這個過程的行為都是違背自然的。」
與其說是自由派學者和行動者們對這個結論深信不疑，毋寧說是米奇尼克的這一說法驗證了長久以來自由派學者對這個龐大國家的路徑期待。中國有一句古話，「倉廩實而知禮節」，經過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中國一定能和平實現民主轉型，這是很多人當時的想法。那天在晚宴上，我向米奇尼克講述了我的擔憂，我已經忘記了他是如何回應的。
三、香港，香港
1999年6月4日，數萬人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參加燭光守夜活動
2009年春天，因為對新聞的倦怠以及對所謂新聞理想的懷疑，幾乎是帶着滿身傷痕，離開了新聞雜誌，去GQ雜誌中文版做編輯，這是一個新的領域。當時的媒體政策大體是嚴管新聞，但是對娛樂、時尚、體育等領域放開，所以像《Vogue》、《GQ》、《Sports Illustrated》這些雜誌均有中文版本。當然，這也被視作是中國「開放」的一個特徵。
離開新聞領域當然是因為一種強烈的無力感，就是對任何改變都不再抱有期待，但這只是我的看法，我的很多同行當時還認為此時是中國媒體的上升期，尤其是當時許多網絡媒體在崛起，開出相當於傳統媒體3-5倍的薪水在招兵買馬，網絡媒體當時的尺度比傳統媒體略微大一些。
2010年3月30日，因為三鹿奶粉引發的結石寶寶案件，結石寶寶的父親趙連海在北京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我當時用新浪微博評論此事，微博賬戶立刻被永久封禁。而當時，新浪微博這個產品才剛剛在中國上線。此後，我就很少有動力在中國國內發表時事評論了。
2010年香港，一名抗議者在敦促釋放趙連海的集會上吹起嗚嗚祖拉（ REUTERS/ Stringer）
2010年10月8日，劉曉波獲得當年諾貝爾和平獎，許多自由派人士爭相慶祝。官方則完全禁止這類消息的傳播，最後實在無法掩蓋，由代表民族主義立場的《環球時報》發出評論，指出這是西方的一個陰謀。無論如何，六四那一批知識分子在政治變革上的努力，至少在此是告一段落了。
正是因為這種失落，我在2011年春天，去了香港工作，也是在一家新聞雜誌。在那裏，我試着用不被審查的中文撰寫文章。過去在中國大陸，因為審查的緣故，每個人心目中都住着一個中宣部。如今可以自由的寫作，於我而言是非常難得的。
誰料沒過多久，就被廣州的相關部門找我談話了，而且就在香港。我們坐在香港北角的一家頗具維多利亞風格的咖啡廳里，他們質問我為何要報道陳光誠和艾未未的新聞，質問我為何不熱愛這個國家。雖然在北京我也經歷過這樣的場景，但是他們在香港依然如此毫無顧忌，卻讓我有點震驚。
當時的香港其實已經在巨變的前夜。北京一再否決了香港的立法會選舉方案，並在中學輔助教材中推行「國民教育」，敏銳的香港年輕人有一種對未來深深的隱憂：即在「溫水裏青蛙」，香港會一再喪失擁有過的自由。這種擔心在七年後的2019年成為現實。這是後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