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是這一年，中國的新聞管制似乎有所鬆動。當年秋天，南方報業集團在北京創立《新京報》、新華社在上海創立《瞭望東方周刊》，均被認為是具備自由派傾向的媒體。次年，《時代人物周刊》於北京成立、《南方人物周刊》於廣州成立。
記者因為薪水的多寡在各個媒體間頻繁跳槽，大家都似乎覺得迎來了一個媒體的黃金時代。後來成為騰訊公司副總裁的陳菊紅，當時是《南方周末》的頭版編輯，她在回憶南方報業的時候，有一句話被別人頻繁引用：「那是一個如金子般發光的日子。」
2003年年底，《中國新聞周刊》刊發了一組封面故事：《2003，新民權運動》，並為此組稿件配發了一篇題為《2003年，公民權利年》的社論。這篇文章執筆者為成都大學青年教師王怡。文章末尾如此寫道：
「經過漫長的27年，在國家和社會之間，已經站滿了市民。有一種值得期待的前景，就是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在議會和政府之間，同樣的站滿持有恆心的公民，和各種公民的結盟。」
就在短短的一個月之後，2004年1月27日，胡錦濤在法國巴黎的國民議會大廳發表演講。他說，「中國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制度，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消息傳回中國國內，引起媒體相當熱烈的討論。中共官方在六四之後已經很久沒有提及「政治體制改革」這幾個字了。
2004年9月，新近成立的《南方人物周刊》在第7期雜誌推出一組報道，《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五十人》，王怡以專欄作家的身份入選。這個公共知識分子五十人名單可以視作當時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一個政治光譜，有茅于軾、徐友漁、賀衛方等人，甚至還向台灣的殷海光致敬。
從那個時候開始，樂觀的情緒開始逐年蔓延。當時大家身在此山之中，何曾想到幾年後的境況居然每況愈下。這個名單中的高耀潔，2009年8月流亡美國，直到去世也未能再回故土。而王怡則在2019年12月，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9年。
這種樂觀情緒之下，一種對政治改良的期待應運而生。首先是媒體人這個群體，積極報道各類維權事件。當時這類事件在新聞審查上比較容易規避，通常在報道之後，涉及的政府部門或者企業，出於對社會輿論的在意，也會作出相應的改善或糾正，於是記者們就有一種盲目的對報道效果的確認。
比如前文提及的孫志剛事件，在南方都市報報道之後以及三博士上書之後，很快廢除了《收容遣送辦法》，讓當時的媒體人士氣大振。不過，一年之後的2004年3月，《南方都市報》的主編程益中即因為所謂的經濟問題被立案偵查。民間普遍認為這是對南方都市報的報復。
以南方係為主的一些媒體人群體，把不斷擴大中國的新聞自由視作是自身的使命——當然也包括我在內。因為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真知灼見，就無法討論中國的前途命運，就不會知道「中國向何處去」這個終極問題的答案。這是我在2008年時反思「為什麼我要做新聞」這一問題時所想到的答案。
很多媒體人憑藉互聯網的便利，互相交換本地的信息，比如廣東省內的新聞，廣東本地媒體如果被控制的話，就請上海的媒體朋友來報道。這就形成了那幾年在媒體生態中一個很流行的現象：異地監督。2004年，中宣部即下令禁止異地監督，這之後，對異地負面新聞，只能採用「異地評論」的方式。
2005年，礦工的親屬在聽到承德煤礦瓦斯爆炸的消息後痛哭不已
由於我當時所供職的新聞雜誌隸屬於官方的新華社，可以在全國範圍內跑新聞。2005年2月14日遼寧阜新發生礦難，有214人死亡。次日我即冒着大雪趕到600公里之外的事發地。一位遇難者的遺孀在接受採訪時問我：為什麼有戶口的賠21萬，沒有戶口的只賠7萬？都是一樣的人命啊。
我當時寫了一篇揭示生產事故賠償中「同命不同價」的稿子，誰料被主管機關斃稿，不止是我，趕去遼寧的全國各地的記者，都沒能發出來稿子。我們被告知只能轉載新華社的通稿。我在冰天雪地里忙碌了三天，甚至偷偷摸摸半夜去看屍體，居然連稿費都拿不到。那是第一次對「媒體推動變革」這個命題發生了懷疑。
也有樂觀的專欄作家和評論家提出「圍觀改變中國」的口號，並輔之以「公民社會」、「官民良性互動」、「中產階級」、「新興階層」等一系列的周邊概念，試圖以言論自由為突破口，改變中國的現狀。當時許多報紙都特設了評論版面，《南方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