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23日，我坐在東京灣海岸一個咖啡廳里，窗外藍色海面上幾艘白色貨輪緩緩駛過。幾個小孩在海邊溜滑板，這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下午。但此時手機新聞卻在提醒我，重慶溫度已經43度，市民在山火的煙霧中排隊做核酸檢測。
我心裏略微有一點慶幸。我想起一位深圳的朋友，自新冠疫情肆虐以來，已經做過300多次核酸檢測。深圳——這個緊鄰香港的中國南方城市——被戲謔地稱為「核酸之都」。而我，在10個月之前，剛剛離開那個城市。離開深圳時做過一次核酸檢測，到東京落地時又做過一次，僅僅兩次。想到那些每24小時就需要被別人拿棉簽伸進嘴裏的朋友，我確實會覺得慶幸。
2022年深圳市，居民排隊接受核酸檢測
那時東京的情況當然也不容樂觀，當時每天感染人數都在兩萬人以上，但生活一切如常。我在7月31日開始發燒，過了10天已經毫無任何症狀。假如我依然住在深圳，那麼不僅我會被強行拉去商旅酒店隔離，我的幾百位鄰居也會，我所在的社區及周邊會被標記為「高風險地區」，我所居住的南山區——被稱為全球GDP最高的市級行政區——全體市民均因為我要做一次例外的核酸檢測。這一區域住着135萬人。
2021年11月15日，我從深圳來到東京。從深圳寶安機場啟程的飛機升空後，會在深圳灣上空飛一個巨大的弧形轉向，從右側舷窗看下去，是香港的流浮山和濕地公園，在南方的冬天裏鬱鬱蔥蔥。天氣極好，可以隱隱約約望見香港島的摩天大樓。我靠在窗戶上，就這樣一直呆呆地看着，直到飛機沖入雲層。雖然我心裏已經無數次跟香港道別，但這次卻是最傷心的一次。
我在31歲那年到香港工作，時間雖然短暫，但因為香港這座神奇的城市，我覺得自己才真正長大了，變得有勇氣、有自信、有愛。香港是我的人生中的座標原點，時不時提醒我，自由是一種什麼狀態。然而經過2019年，我心中的那個香港也不復存在。
我的隨身背包里，有幾塊拇指大的碎玻璃。那是2019年8月31日晚，香港示威年輕人和警方在旺角地鐵站發生劇烈肢體衝突時，地鐵站被打碎的玻璃。我那天晚上路過旺角，隨手撿了幾塊，有的上面還有血，作為對那個晚上的紀念。
飛機一路向東北，掠過高山大河，從杭州和溫州之間的海岸線飛出中國大陸。我就這樣呆呆地看着。從中國到日本，我已經飛過很多次，但這一次，心情很不一樣。在新冠疫情中居家自肅的日子裏，我已經考慮過無數次，我要離開這個國家——中國。
在這幾年裏，昨日構築的世界不斷崩塌，我在少年時代確立的那些價值和觀念，遭受到非常嚴重的挑戰和詰難。如果是20年前的2002年，我會懷疑自己是不是有問題。如今，我是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我毫不猶豫地認為，這完全不是我的原因，是我背後的那個中國，完全變了。正是因為中國這幾年的巨大變化，使得我，以及我的很多同齡人，變成了祖國的敵人。
一、米老鼠和可口可樂的80年代
一名男孩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戴着墨鏡，手拿可口可樂，在中國國慶慶典的裝飾品前拍照留念（ AFP/ Robyn BECK）
我出生在華山腳下的一座小城。華山是被中國人稱為「五嶽」的「西嶽」，距離古都西安僅120公里。因為所謂的「漢唐盛世」，故而西安是一個足令中國人驕傲的城市。相對於上海和北京，西安是一個極為封閉的城市，很多人把漢唐盛世像一根名牌雪茄那樣掛在嘴上炫耀，沉溺於對輝煌歷史的迷戀，在心態上普遍缺乏一種現代的開放性。
即便如此，回想起我的童年時代，我依然覺得那是一個值得記錄的黃金時代。那時候擁有電視的家庭不多，每個周末和小朋友一起看動畫片，雖然是黑白電視，米老鼠和唐老鴨都不知道什麼顏色，但還是津津有味的看完十五分鐘。這是學習六天之後，一周唯一的期待。那時候，中國還是每周六天工作制。
《血疑》（網絡圖片）
八十年代也是中日兩國的蜜月期。1984年，一部非常有名的日本電視連續劇《血疑》（《赤い疑惑》）在中國大陸播出，主演為女演員山口百惠，她所穿的衣服被稱為「幸子衫」，當時在中國大陸風靡一時。山口百惠是我父親心中唯一的女性偶像。我小時候他還跟我開玩笑說，「長大以後娶個日本太太」之類的。
可能大部分中國人第一次因為這部劇，知道有血型這回事。該劇播出時，還曾經有人因為劇情過於悲痛而自殺。最令中國觀眾震驚的是，在他們心目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