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成立了一個《評論周刊》。
當時大家的共識就是，必須在媒體上促成對新聞事件更自由和廣泛的言說。我作為《南方都市報》的專欄作家，此時也開始撰寫時事評論專欄。
記者、律師、教會和程式設計師
2009年，一輛武警裝甲車停在臨汾一座教堂外（後面），十名當地宗教領袖因無證禮拜被判入獄
律師和法學家則在另一條道路上。北京大學憲法研究中心的教授賀衛方，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領袖，經常接受媒體採訪或者自己撰稿，主張中共應該在憲法規定的範圍內活動，應該將憲法司法化，比如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言論權利、集會權利等，即可以得到保證，其核心是要求細化落實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
尤其是記者和律師兩個群體密切接觸之後，互相幫助和配合，形成一種看似非常有力的變革力量。當時律師界的領袖是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的浦志強律師，他曾經代理了《中國農民調查》作者陳桂棣夫婦被起訴的案子，涉及言論自由。2014年他則因六四研討會而入獄。
而互聯網公司的一些程式設計師則抱有「技術改變中國」的理想。一位畢業自上海交通大學的知名網友，曾經建立過一個互聯網數據模型，根據他採樣的中國互聯網管制的數據和自己的算法，他曾信誓旦旦地說，在2017年10月的某一個時間點，中共官方將失去對互聯網信息的管制能力，中國的言論自由可望實現。許多程式設計師認為，互聯網的崛起，將極大的推動中國的言論自由。
可是很多年後，我們知道，中國互聯網的崛起，即便在早期曾經有過言論範圍的擴大以及令個體更容易發出聲音，但整體來看，極大地增強了官方的宣傳力量以及和意識形態的滲透效果。流量是黨產，影響力亦是黨產。技術的成長不過是增加了統治手段的高效與便捷。
2005年前後，北京和上海崛起一批為數眾多的地下教會，甚至進行半公開的查經或者祈禱活動。根據香港作家陳冠中在河南的調查，他估計，截止2010年，官方教會和地下教會的基督教及天主教教眾有1.5億人之多。當時一些知名知識分子比如范亞鋒及李柏光，均為基督徒。
2005年連戰訪問中國大陸，成為第一位踏上中國土地的國民黨領導人
2005年4月，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中國大陸，開啟了此後數年中國大陸與台灣的蜜月期。這是繼1945年之後，國共領導人首次會談，雖說國民黨已是在野黨，但連戰仍在南京獲得30萬民眾的自發歡迎。他在北京大學的演講被允許直播，這在中國是非常少見的事情。
中共在此後，也有限度地開放討論台灣問題，以及民國歷史的研究。胡錦濤為此特意在一些場合，肯定了當年國民政府在中日戰爭中的貢獻，所謂「正視歷史」。這亦成為一些改良派對胡溫政府抱持期待的理由之一。我從2005年開始，陸續給《南方都市報》及《南方周末》撰寫關於台灣問題的評論，此後的幾年，我個人的興趣基本是研究港台問題。
2008年3月16日，我從北京經香港到達台北，採訪當年的台灣大選，但鬱悶的是，我剛剛從北京起飛，拉薩就發生了314事件，我懊悔為什麼要來台灣。沒多久，汶川發生地震，許多媒體人衝破新聞封鎖，紛紛前往四川，打破了一次「禁止異地監督」的禁令，且事後也沒有被追究，在稿件上也最大程度做到符合官方的要求。
2010年，Google退出中國，谷歌中國總部外，中國谷歌用戶送上鮮花（ REUTERS/ Jason Lee）
那時候，各地網友頻繁舉行線下聚會，稱為「飯醉」（「犯罪」的諧音），也發明很多暗語和「黑話」，最著名的莫過於「草泥馬」這個詞，並延伸為一系列反對政治的符號。「草泥馬」打敗「河蟹」，即意味着反對胡錦濤的「和諧」。2010年1月13日，因無法忍受中國繁瑣的內容審查，Google搜尋引擎決定退出中國，一批北京網友來到Google中國總部樓下獻花。那天晚上我也在場，親眼目睹了「非法獻花」這個詞的誕生。
煙花散去，留下的是改革者的「單相思」
2008年，一名士兵在為北京奧運會閉幕式站崗
2008年8月奧運會開幕式的時候，我在北京家裏的陽台上看到漫天的煙花在空中飛舞，心裏不禁在擔心中國未來的可能。我有點不太確信當時這些進步主義人士的樂觀情緒能夠持續多久。萬邦來朝舉國同慶的那個夜晚，我竟然有點悵然若失。我只是隱隱約約覺得，我們的樂觀是大概是沒有根底的。因為這些年來，不論什麼事情，最後都會遇到一堵冰冷而堅實的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