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敗國日本，居然在1970年代，平民家庭就有抽水馬桶、燃氣灶、電視機這些很高級的東西，城市車水馬龍、高樓鱗次櫛比。
當時鄰居誰家要是有一台日立或者東芝的電視，那是了不得的大事。對我們這代人而言，美國和日本，就是代表着美好、舒適、發達的生活水平，以及有趣、好玩的文化產品。「進口的」即意味着高級、耐用、有品質等等，進而認為，外國的一切都是好的。
再比如可口可樂。這種常見飲料在我小時候是作為一種獎賞出現的。我考試拿到好成績，父親會買一瓶可樂給我，喝完的玻璃瓶子還要給商店送回去。那種甜甜酸酸的口感，似乎可以在舌尖上停留好幾天，以至於我剛剛畢業自己賺錢的頭幾年，天天把可樂像水一樣喝——都是童年的病根子。2008年汶川地震的時候，一位叫薛梟的男孩，在廢墟中被困了80個小時。當救援人員把他挖出來的時候，他的第一句話是：「我要喝可樂，冰凍的。」
1988年，一部名為《河殤》的紀錄片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探討了諸多中國傳統的文化符號，認為中國有太多傳統文化包袱，黃土文明應該向西方海洋文明學習，擁抱「藍色文明」。我那時候年齡小看不懂，但大人很喜歡這部片子。2008年3月，我在台北見到了這部紀錄片的總撰稿人蘇曉康先生，我非常激動地向他說，我這一代也是「河殤的一代」。
紀錄片《河殤》片頭截圖（維基百科）
1990年，中國第一次舉辦亞運會，為此，父親為家裏買了一台彩色電視機。我仍記得北京亞運會的主題曲，那時候幾乎人人會唱，其中有一句「四海會賓客，五洲交朋友」。北京還專門在亞運村興建了「五洲賓館」。可是如今三十多年過去，中國是不是「五洲交朋友」呢？
1990年北京亞運會《亞洲雄風》（ YouTube/@pal2011）
藉此國門打開的機會，蘭州大學的學生李陽，發明了一套快速學習英語口語的方法，他稱之為「瘋狂英語」，短短几年內在中國大為流行。李陽1993年為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一位議員擔任口譯，成為國民矚目的明星級人物，「全民學英語」已是一種見怪不怪的現象。我的中學英語老師經歷過六四，天天都在勸我們，一定學好英語，以後出國。
在我的童年時代及少年時代，我們這些人就是在一種「否定中國、肯定西方」的氛圍下成長起來的，只是當時惘然而已。不論是民間還是官方，對中國的現狀都是不滿意的。我中學的政治課本里，幾乎引用了鄧小平關於向西方學習的全部言論。中國需要學習西方，需要對外開放，這是朝野的共識。
沒有共識的部分大概就是六四這一部分。由於官方長期的諱莫如深，關於六四的過程及評價，我是在南京上大學之時，第一次聽親歷者講述過。我1997年開始上網，98年即發現了很多海外新聞及學術網站，其中有一個叫做「64memo」的網站，上面有大量關於六四的圖片資料。當時那種震驚，真是難以言表。
那時候中國的大防火牆尚未建立，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自由地訪問海外網站。除了六四之外，還有台灣官方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網站，在這些網站上，我知道了很多我過去從不知道的事，使得我不得不重新探尋，我所成長的八十年代，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
很多道理是我上大學之後才明白的。我很感謝當年那些在課堂上回憶往昔的老師們。有些老學者經歷過中日戰爭、國共戰爭，有些老師經歷過反右、大饑荒、文革，有的老師經歷過六四。那時候，大學的課堂上還沒有安裝攝像頭和錄音設備，學生里也沒有黨團安排的信息員，老師們可以毫無顧忌地講歷史故事。
我去大學的前兩個月即1998年7月，克林頓總統訪華的第一站就是西安，他是六四之後訪華的第一位美國總統。我記得很清楚，當時代表中國的西安官員鄭重地遞給克林頓一把鑰匙，然古城西安的南大門緩緩打開。那是一個非常有象徵性的鏡頭，這個古老的中國，再次向以美國為首的外部世界打開了大門。
我這代人，人生的前二十年，中國的關鍵詞就是四個字：改革開放。鄧小平說，堅持總路線100年不動搖。讓我們這代人曾經堅定不移地相信，這樣的日子會伴隨我們終生。在入世之前的二十年，雖然有各種跌宕起伏，但整體在路徑上，中國還是向着更加開放的方向。這就是我青少年時代對中國的大體認知。這些都讓我們彼時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