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收拾這個局面的辦法，是他第三次重新界定「施暴者」與「受虐者」的身份，1968年開始所謂「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把一切與1949年以前政治和社會有關的人，統統列入另冊「待審查」。在我的記憶里，這是最恐怖的一次，「受虐者」成為懸在當時四十歲以上者及其家屬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可能落下，預設恐怖的範圍幾乎覆蓋所有人，以至「施暴者」第二天就可能成為「受虐者」，施暴者是在恐懼中施暴，「安全暴力」徹底變成每一個人拼命對他者施暴只單純到為了自我保護。人與狼的界限沒有了。
達到此境，連那個最後的施暴者毛澤東也沒有事實上的安全了。荒誕的正好是，他最大的幫凶林彪，此刻正處於當初劉少奇「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日日在恐懼中，終於為了自保而要刺殺毛了。這是「安全暴力」的終結。毛待收拾掉林彪，自己也接近崩潰了。
這場"多數人的暴政"生靈塗炭的後果和對人性的摧毀，至今還是兩筆糊塗帳。後一筆尤其值得研究。「多數」能夠為廣泛的過激行為提供"理由"，本是一種民粹主義，但破壞達到一定程度，社會就會以更大的權威來恢復秩序，這是法國大革命催生出拿破崙專制的道理。中國這場"多數人的暴政"的情形很特別，最高權威毛澤東不僅是暴政的根源，而且他的權威始終沒有被懷疑過，以至社會的法紀和道德一直走到全面淪喪的境地。研究這個過程是政治學的範疇，如今「文革」已是美國政治學的一個「顯學」，但也只能到此為止，無法逼視更深的問題——"多數人的暴政"在中國出現了霍布斯所說的"人與人的關係"倒退到"狼與狼的關係"的蠻荒境地。到這種境地，還能限制上述「施暴者」行為的，只剩下每個人自己心裏的人倫防線，我們今天才驚訝地發現，那時的大多數中國人心裏根本沒有這條防線。這就是「文革」後巴金老人萬分痛苦的一件事，他問自己﹕孩子們怎麼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狼？
這才是「文革」研究最大的挑戰。人倫防線是一個文明最原始的成果，也是它最後的底線。這條防線在中國文明中是由儒家經歷幾千年逐漸建構起來的，卻在近百年裏被輕而易舉摧毀了。摧毀的明證就是「文革」。其實不止「文革」，許多中國人不願相信大陸上居然有"人吃人"的事情發生，但在1959年至60年冬春之交的大饑荒中，河南、安徽都出現了歷史上「易子相食」的慘狀，那是人在生存絕境中人倫防線的崩潰。「文革」則是一個純政治性的生存絕境，毛澤東所刻意縱容的「施暴者」也是把生死悠關臨駕於「受虐者」的，而且在"多數人的暴政"中，「施暴者」與「受虐者」的角色互換是個體所不能控制的，兩者互為威脅和誘惑，一直墮落到人相食的境地，如在廣西發生的情形，我們無法確定，究竟是中國傳統的人倫防線不能抵禦如此殘酷的政治環境，還是它早已不存在了？可以確定的是，中國人除了這條傳統的人倫防線，再沒有其它東西，如西方文明中設在人與上帝之間的善惡界限。這讓我聯想到一個很著名的意境﹕本世紀初魯迅說他從中國幾千年傳統中只讀出「吃人」二字，他大概絕對想不到，掃除了這個「吃人」的傳統之後不過半個世紀，中國真的是「人相食」了。
這是比奧斯威辛還要難堪的一個人類恥辱。
四、滿街都是劊子手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歷史，一上來就碰到兩大血案：安徽黃梅戲劇團女演員嚴鳳英自殺後被剖腹、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活活群毆致死。震驚之餘，我仿佛聽到歷史深處有一股咆哮——如此沈冤若不能被公義所紓解，天良豈能安寧？一個文明幾千年都在乎「人命關天」，難道吞咽得下這「茹毛飲血」的幾十年？
接下來二十年表面繁榮，內里依舊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蒞臨中國，但我看到天良的掙扎，她拒絕隱沒——那民族創傷，驅動歷史記憶如地火，在民間暗自流轉，塑造著「記憶社會化」，推動受害者言說，漸漸顯身為公開論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丁子霖尋訪「六四」死難者、王友琴調查「紅八月」罹難受虐教師、胡杰獨立製作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五七年右派向共產黨公開索賠、廖亦武對倖存地主群體的口述實錄等等，而追尋數千萬死於飢餓民眾的楊繼繩《墓碑》，可謂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1、犧牲受害者
國際知名政治轉型專家Louis Bickford，界定轉型正義是指：
『原先不民主的社會，如何處理過去所發生過的人權侵犯、集體暴行、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會創痛（包括種族滅絕或內戰），以建立一個比較民主、正義、和平的未來」。』
政治學上稱此為「追溯正義」（retrospective justice）。無疑，不論是二戰後對德國納粹反人類暴行的追究，還是南非種族迫害的「真相調查」、南美對前軍政府暴行的追討、東歐各國對共產黨罪惡的清算，無一例外是「轉型後」的追究與矯正。
此一前一後，大相庭徑。當下中國民間，調查追究執政當局歷史上的反人類罪行，似無前例。台灣在威權體制主動放棄獨裁、主導政治轉型的背景下，實行「追溯正義」，亦為罕見，也對大陸發生強烈的啟迪作用；然而台灣的「轉型正義」經驗特殊，也有「夾生飯」之嫌，民間頗感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