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代罪羔羊幫」
試看今日之神州，歷史一派模糊，晚近六十年幾成灰燼，只有毛澤東的孫子在北京被人當猴兒一樣耍著，還依稀令人想起荒謬年代，卻也擋不住公正、罪行、寬恕、受害者、施害者等等論說，頑強地走進公共話語。
前述兩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譽天下的名演員，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學校長，說明政治尚未轉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後社會資源豐厚者，先出頭天，引起社會關注，而千萬普通受害者還在無人問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於該校女紅衛兵宋彬彬，曾是「八一八」重大歷史「真人騷」的主角，而註定要被公共話語鎖定。榮辱在轉瞬之間，便是歷史的冷酷，可嘆當年花季少女們不可能了悟於此。
歷史被蒙蔽，當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淪為某種程度上的「受害者」，這頗為反諷。宋彬彬及其辯護者們的委屈，是極淺顯的：明明是毛澤東的責任，怎麼能叫一個女孩子來承擔呢？「要武嘛」這句經典毛式戲謔之語，隨機藉由名叫「彬彬」者而發出，饒是雙關語之巧妙，也生動地深嵌進歷史，而它來自天安門城樓之上，霎那間成為虐殺天下無數蒼生的一道權杖，後人雖不能妄斷那女孩接了這權杖，但她如何從這歷史細節中摘出來自己，雖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卻不免還是牽扯道德和正義。
有一個不太貼切的比喻——「代罪羔羊」（Scapegoat），說的是猶太教贖罪日獻祭兩隻羔羊，令其帶走以色列人的罪孽、過犯；到基督教這裏，耶穌便是「代罪羔羊」。所以中國文革施害者們，有沒有這份殊榮，全看他們的造化了。這個宗教典故引入不信教的中國語境裏，似可暗示毛澤東未被清算之前，他造下的種種罪孽，須得由「代罪羔羊」暫時認領下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歷史在中國一向匆匆，中共護着他們的毛「神牌」，受害者冤魂不得安寧，世道人心自然要拿施害者是問了。
在「施害者」這個話題中，德國作家兼法官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說《朗讀者》（The Reader或譯《生死朗讀》），是最先鋒的詮釋，他用文學試圖證明，只有施害者的救贖成為可能，司法和正義才成為可能。因為所謂「無辜」，其實是一種前知識、前良知的狀態，你可以懲罰一個罪人，若不能使他認罪，「正義」便沒有真的落實。施林克刻意將前納粹女看守漢娜設計成一個文盲，卻酷愛古典名著，營造出一種「無辜」的張力；文盲使她在「社會資源」上成為一個徹底的弱者，為掩飾文盲而去做集中營看守，又為了保護這點私隱，而在法庭上獨自認下大罪，只好終生坐牢。
但在獄中漢娜學會識字，認識了「大屠殺」歷史，良心發現並認罪懺悔，祈求被害者原諒，也做出象徵性賠償，雖然她終於不能返回社會而自殺身亡，但是救贖和正義皆勉強達成。漢娜的悲劇具有很廣泛的象徵意義，如中國文革中，再具體到北京師大女附中，參與群毆卞仲耘的絕大多數人，可能都是籍籍無名的各年級女生，也談不上「社會資源」，的確是該案的「施害者」，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而大名鼎鼎的「宋要武」，據說沒碰卞校長一手指頭！
戰後德國第二代的道德掙扎，是小說的副線，同樣震撼人心，而中國的「八零後」，恐怕都不知道有「文革」這回事。文革當年「老子英雄兒好漢」的紅衛兵們，而今都到了「耳順」之年，學識上最不濟的也有大學文憑，留洋博士如過江之鯽，早已溢出「無辜」的範疇，且至今蔭蔽於父輩權勢，「社會資源」豐沛，大多是社會名流，道歉者似乎只見陳小魯一人？多數良知尚未甦醒？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宋彬彬不幸又成為這一群的標誌性人物。
4、「滿街都是潛在的劊子手」
受害者施害者，背後是更為廣闊的一個含義：「共業歷史觀」。民族創傷是全民共同的記憶，中國人都是「文革」的共同受害者。陳芳明論及「二二八」事件，認為「在事件的陰影下，社會內部的每一分子都有被悲情綁架的痛苦，因此，在看待歷史時，把事件的苦難當作全體島上住民的共業，視為所有台灣人的共同枷鎖。」
與德國納粹世道相比，中國「十年文革」也許有很多差異，但有一條，即老百姓被領袖（元首）裹挾為幫凶，規模之巨大，全世界找不到第三個；但在「追溯正義」一端，又由於制度環境與文化的差異，兩者大相逕庭，所以《朗讀者》展示的反省、救贖的精神層次落實到中國，尚為遙遠。中共「不糾纏歷史舊賬」，封塵文革罪惡，可視為另一種「閉關鎖國」，禁錮中國人之心智於歷史教訓和普世價值之外，耽於物質滿足而無他求，這種社會一旦崩解便成人間地獄。
人類社會演成暴民亂世，到二十一世紀並無減弱的趨勢，反而於今為烈。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發起人之一林雪芳，在評價《朗讀者》之餘，分析施害者的全球現象：
『以種族清洗與種族屠殺而言，學者大多認為，大部分尋常百姓在意識形態煽動與實作『磨練』下，都不難變成大屠殺的劊子手，危機狀況下尤然。大屠殺的劊子手不必是變態狂或邊緣人，大部分老百姓都無法抗拒現代操控機制下的洗腦，換句話說，滿街都是潛在的劊子手。單單前南斯拉夫與盧旺達就都有數十萬人參與屠殺自己的鄰居、親友，全世界的施害者更是以百萬、千萬人計的。這是一個嚴重的普世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