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屆」六十年祭
吳敏
「老三屆」稱呼出現於1969年，實際形成於文革初，系當時初中三屆、高中三屆在校中學生的統稱。1966年中國在校中學生總人數約1250多萬，其中，高中生近140萬，初中生1110多萬。在共和國歷史上，是學歷教育不完整的一批人。後來，「老三屆」中大約有80萬人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包括「工農兵學員」和恢復高考後的前三屆，佔比約6.4%。
「老三屆」在校時接受「十七年教育」，他們唱着「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成長，深受「突出政治」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薰陶，把雷鋒作為學習榜樣，是紅色教育培養的一代人。
文革開始，「老三屆」正處於青春叛逆期，是當時最能折騰的一個群體。他們中有人掀起紅衛兵運動的驚濤駭浪，最先喊出「造反有理」口號，在「紅八月」發生狂暴行為，在「大串聯」中把烈火燒向全國，在「一月風暴」和派性武鬥中打頭陣，堪稱文革初期叱咤風雲的先鋒。大多數成員，陷入狂熱的現代迷信之中。
文革第二年，從天之驕子淪為「犯了錯誤的小將」。約70%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艱苦的環境裏煎熬掙扎；約20%獲招工，成為集體和國營企業職工；約5%參軍入伍，是當時最受羨慕的出路；約5%去其他地方。上山下鄉的城鎮「老三屆」，極少數人獲得升學機會，不少人以「困退」、「病退」方式離開農村，相當一批直到70年代末，才傷痕累累地返回城市。
逆境中，老三屆出現了一批最早的覺醒者。1976年「四五運動」的主力中，便有相當多的「老三屆」。這場偉大的群眾性抗爭，體現着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為不久抓捕「四人幫」營造了有利的社會氛圍，參加者可謂「位卑未敢忘憂國」。
「老三屆」中的知青，有一部分返城後待業，為了自食其力，不得不絕處求生，在社會夾縫中尋找生路，成為改革開放初期第一批個體工商業者。從某種角度看，「老三屆」待業群體，迫使國家恢復了私營工商業，對中國市場化進程，具有破冰意義。
「老三屆」中不少人進了集體和國有企業。他們從學徒工做起，勤勤懇懇，好不容易站住腳，90年代又陷入下崗大潮，再度被社會邊緣化，在生存線上掙扎。青年時代的艱苦環境，磨練出他們超強的抗壓、隱忍性格，他們默默地承受了轉型的代價。有「上山下鄉」這碗酒墊底，什麼樣的艱難也能承受。下崗的「老三屆」把委屈和失落自己吞進肚子裏。縱使到大街上擺地攤，也要活下去。城市經濟改革持續推進，與「老三屆」中下崗群體的忍耐是分不開的，他們默默地犧牲，是一種對社會的特殊奉獻。
「老三屆」可稱同代人，但不是穩固的共同體，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分化。
文革前，「老三屆」都在學習賽道上賽跑，初中生的目標是高中、中專或技校，高中生的目標是大學，大家目標相似，個體能否實現目標，決定於考試成績和家庭條件，同學之間存在競爭關係，隨着文革爆發，廢止高考，原來的目標和競爭關係消失了。
文革開始後，「老三屆」整體捲入風暴之中，在不同階段，發生了不同方式和程度的分化。在揭發批鬥校長、老師時，有積極、消極之別。批判「資反路線」、「奪權」和派性鬥爭階段，有觀點、態度的分化。對武鬥和暴力，有人投入，有人抵制。這些差別，沒有改變任何「老三屆」成員的學生身份。互相之間的矛盾，往往是暫時的，到1968年大規模離校時，大多煙消雲散了。
「老三屆」離開學校，步入社會，分化更加明顯，直接關係到每個人的身份、職業和切身利益。導致分化的因素包括：
原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的差別。原城鎮戶口的學生「下鄉」後，有希望通過招工，回城參加工作，後來下鄉計入工齡；農村戶口者全部回鄉，招工機會幾乎沒有，極少數被招工是「三塊石頭夾一塊肉」的井下礦工。
是家庭出身的差別。出身好的，有機會參軍、招工、推薦上大學；出身領導幹部家庭者，機會更多，能走快車道，進入名牌大學，或步入優越的工作崗位；出身「黑五類」家庭者，只能在農村農場老老實實地「接受再教育」。一些幹部在文革中沉浮，直接影響了子女的社會角色。朝進天子堂，暮入茅草房，命運的改變往往具有戲劇性。
個人文化基礎的分化。在「老三屆」中，「老高三」已高中畢業，臨近高考門檻；「老初一」剛入初中，實際上比小學文化高不了多少。恢復高考時，競爭力差別不小。
個人性格興趣、氣質特長、智商情商導致的分化，更是千差萬別，多種多樣。
由於諸種因素起作用，從「上山下鄉」開始，在參軍、招工、返城、推薦上大學、恢復高考等各個環節，「老三屆」成員發展差別越來越大，分化現象越來越明顯。在城鎮下鄉「老三屆」中，有的很快就離開農村農場返回城市，在各種崗位上發展和升遷，有的則長期滯留農村農場，直到上世紀70、80年代交替之際才返回城市，還有極少數在農村或娶或嫁，安家落戶，永遠告別了城市，甚至長眠於窮鄉僻壤。有的官運財運亨通，若鮮花着錦、烈火烹油般興旺發達，有的屢遭坎坷磨難，一直在生存線上苦苦掙扎。農業戶口的「老三屆」，除極少數幸運者通過招工、參軍、上大學、民辦教師轉公辦等方式，改變了身份，或投身商海當了老闆，大多數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在溫飽線上艱難度日。
由於各人的經歷、知識結構、信息渠道、視野範圍和思維方法的不同，「老三屆」的理念分野也很明顯，呈現出不同的價值光譜。對歷史、對現實、對中國和世界的看法，人言人殊。
輿論和傳媒，多關注「老三屆」中出現了某些政界、軍界、商界的頭面人物，知名的教授、作家、畫家、導演、表演藝術家、音樂家，但在他們成功光環的背後，是絕大多數籍籍無名的普通「老三屆」成了分母。分母分子差別之大，可能超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任何一個時段。
社會對「老三屆」的議論，是多種樣的。有人說，他們少年經歷災荒困難，青年遇上文革爆發，學業中斷，是被歷史「腰斬」的一代；有人說，他們在文革初期受國家蠱惑教唆，批鬥師長，破壞文物，參與武鬥，是被欺騙、被利用、有罪錯的一代；有人說，他們中部分人經過奮鬥，在各領域成長為骨幹，是改革開放的「中堅一代」；有人說，他們上山下鄉，帶去文化知識和衛生習慣，為農村的教育、醫療和農技推廣做出了貢獻，是推動鄉村建設的一代；有人說，他們學業中斷，基礎教育不完整，外語普遍薄弱，是被耽誤、被犧牲的一代。各種評價都有某種道理。「老三屆」以個人青春與學業為代價，經歷了國家動盪與轉型的重創和重壓，既是歷史的受害者和犧牲者，也是歷史的探索者，是代價沉重、命運坎坷的一代人。
老三屆的中青年，命運受父輩支配，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到了壯年，自己也成了支配後輩命運的長輩，是給歷史書寫了輝煌，還是給世人留下了遺憾？值得認真反思。
斗轉星移，日月如梭，倏忽間60年過去了，「老三屆」皆逾古稀，到瞭望八之年。據不完全統計，將近半數已駕鶴西去。挨過餓，吃過苦的經歷，必然影響到壽命的長度。現在，「老三屆」已經整體上退出了歷史舞台。能夠繼續對社會施加影響的，只有其中的極少數了。
總體而言，「老三屆」經歷了60年驚濤駭浪、坎坷波折的漫漫長路，從青春歲月到了古稀耄耋，得失成敗已鑄就，功過是非任評說。
我說出這些感受，不知能否拋磚引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