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76年高中畢業前夕才加入共青團組織的。早在初中時，我就向學校的團組織遞交入團申請書。團組織負責人說，你在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是可喜的，團組織是歡迎的。但是，因為你父親的歷史問題，你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子女，要做好接受團組織長期考驗的思想準備，團組織的大門是永遠向你敞開的。
在閻景中學讀高中，我多次向學校團組織遞交了入團申請書，同樣需要接受長期考驗。學習之餘，我積極參加學校的各項活動，寫大批判稿，參加校內校外勞動，學雷鋒做好事，假期開學前早早到校打掃宿舍等等，贏得老師和同學的認可。
某次，我患感冒獨自在宿舍休息。班主任賈華老師在全班班會上說：馮印譜同學雖然現在還不是一名共青團員，但他各方面表現非常突出，完全達到了一個共青團員的標準。同學們告我後，我暗自高興。畢業前夕，在校團委整整考驗了兩年時間，我才獲得批准入團。
高中畢業回村，照舊參加生產勞動。那時有一種政策規定，中專、大學招生，由貧下中農推薦，推薦的條件之一需要具備兩年以上勞動鍛煉經歷。我仍然抱着夢想，企盼將來有一天能上學，哪怕上中專也好。
回村的往屆高中畢業生，有的當了民辦教師，有的進縣城幹了臨時工，有的在大隊企業當電工、開機器。而我，非常渴望當一名民辦教師，那樣的話，能夠一邊教書，一邊抽暇搞點文學創作。但是，受父親問題的影響，我哪裏也去不了，只能老老實實當農民。挑大糞，割麥子，修大寨田，啥髒活重活一樣干。
好在年齡增長了幾歲，身體強壯些，能夠承受住這些強體力勞動。其間，我的閻景中學班主任賈華老師和教語文的王全軍老師來我們村，調研高中畢業生回村勞動的情況。當着大隊幹部和各生產隊貧協組長的面，兩位老師說：馮印譜同學在學校各方面表現均好，他的文章寫得不錯，希望大隊幹部能給他安排個民辦教師或其他工作，發揮他的特長，不要埋沒了人才。
可是，兩位老師的一番苦心並沒有人予以理睬。想想也是，哪個大隊幹部甘願冒此風險，關照我這個黑五類子女，落個跟階級敵人劃不清政治界限的罪名呢？
在閻景中學，由於受賈華、王全軍、屈殿奎、王增義等幾位老師的影響，我萌生了將來當記者和作家的理想，積極鍛煉寫作能力，不斷給報刊投稿。回村後，在繁重的勞動之餘，我利用下雨天和夜晚，自費訂閱報紙學習寫作，一次次收到報刊的退稿信，灰心喪氣；一次次繼續給報刊投稿，充滿渴望。跟我一起畢業的同學紛紛結婚成家了，我固執地拒絕父母等人的規勸和催促，堅守着希望渺茫的理想信念。
1977年深秋，我被大隊幹部抽調到修大寨池工地搞測量設計工作，在工地上，聽到了恢復高考制度的信息。初聽說按考試成績錄取，心頭一喜；繼而灰心，想到父親的問題，擔心過不了政審關。「文革」前我姐姐報考大學，就因政審不合格沒能錄取。這時，閻景中學開始舉辦高考復讀班，村里不少同學已去復讀，準備參加高考。
我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在好奇心驅使下，也上閻景中學復讀班看了看，發現復讀的同學真不少，從而堅定了報考的決心。然而，怕耽誤掙工分，我沒有脫離勞動，只是揀起遺棄了近兩年的高中課本，抓緊每個夜晚複習功課，迎接高考。
1977年高考是在過年前，當年萬榮縣分兩個考場，一個在新縣城解店鎮，一個在舊縣城榮河鎮，我被分在榮河鎮考場，離我村六十里路。考前開大會宣佈考場注意事項，積累了十年的高中生、初中生，黑壓壓站滿了操場，年齡參差不齊，身份也各不相同，其中在初中教過我的民辦教師也來參加高考。
見此情景，我心裏拔涼拔涼：媽呀，我這個當了兩年的農民咋能考上大學呢？然而，開弓沒有回頭箭，上了考場，我考的是文科，語文試題並不難，除了基礎知識，一道作文題是《歌頌英明領袖華主席》，作文是我的長項，揮筆疾書，寫的儘是空話套話，不過感覺還不錯。政治題、史地題考得也還湊合，凡是會答的都答了。然而輪到考數學就抓瞎了，甭說答題，連題目也看不懂，僅僅做了前面一小道因式分解題，還不知答對了沒有。也怪自己，高中期間只偏重語文，忽略了數學。兩天考下來，連心都被烤焦了。
回家後死心塌地勞動，不抱任何幻想了。那年高考揭榜，我們那裏是夜晚用縣裏的有線喇叭通知高考達線生的。我在家支起耳朵仔細聽喇叭宣讀名單，忽然，喇叭里竟然念到了我的名字。啊呀！莫不是產生幻覺嗎？連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沒想確是事實，我的高考成績達到了當年的高考錄取分數線，可以參加填報志願、政審和體檢了。因為具體高考分數保密，我抱着有學校就上的心理，分別填報了山西大學、山西師範學院、雁北師專三所學校，專業報的全是中文系。
等啊等，村里兩位同學接到了錄取通知書，分別是北京鋼鐵學院和北京化工學院。他們兩位從閻景中學畢業後，在村里七年制學校當民辦教師，分別代物理和化學課，報考的是理科，高考成績肯定不錯。而我，錄取之事卻如石沉大海。
怎麼辦？是繼續高考？還是放棄高考？
最後，打定主意，上母校閻景中學復讀班複習。1978年7月，我第二次參加高考，以387.3分成績名列全縣文科第二名，排名的喜報寫在大紅紙上，張貼在縣城十字街的牆壁上。
1977年高考，是各個省命題，達到錄取線的考生在不知道具體分數的情況下報志願。1978年高考，是全國統一命題，考生根據自己的分數報志願。我填報了北京廣播學院（中國傳媒大學前身）、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等5個志願，結果有幸被復旦大學新聞系錄取。
我們縣的文科第一名語文成績不及格，上了山西大學；第四名上了北京大學。據說，1978年高考，政治審查這一關就不像以前那麼嚴格了。我父親聞訊，喜上眉梢，逢人就說：我娃能夠上大學，全託了鄧小平先生的福！
上大學前還發生過一個小插曲，不得不說。
我們村的社員得知我考上了大學，格外震驚：一是因為我當了兩年農民竟然能夠考取全國重點院校，人們沒想到；二是因為我是一個黑五類子女長期受壓，終於有了出頭之日。
大伙兒按照當地生男孩等喜事歡慶祝賀的習俗，自發聚集在我家大門口，接連燃放了三天鞭炮，滿地的紅色炮屑落了一層又一層，祝賀的社員來了一批又一批。
我父母急忙邀請大夥進家裏，借來桌椅板凳，擺上臨時從供銷社買來的糕點、麻花、酒、飲料等食品，盛情招待了三天，歡聲笑語充溢在農家小院。
不料想，這事讓村里某位「階級覺悟」頗高的社員瞧見了，不知是出於嫉妒，還是別的原因，他當即向運城地區駐我們村的工作隊隊長匯報說：可不得了啦，一個黑五類分子的兒子考上大學，他在自家大門口大肆燃放鞭炮慶祝，這不是公然向我們貧下中農炫耀、示威、挑戰嗎？
駐村工作隊是當年在落後村督促「抓革命促生產」的，該駐村工作隊隊長一聽，頗以為然，神氣十足趕到我家，企圖予以阻止。我父親嚇得躲藏了。不料想，工作隊長剛一開口，社員們便將他團團圍攏，七嘴八舌，連譏帶諷：
「哎，人家孩子考上了大學，這是我們全村人的喜事，你不高興？」
「我們自己燃放鞭炮前來歡慶，跟孩子家長有啥關係？」
「都啥年代了，你還要搞階級鬥爭哪一套？」
這位隊長看見勢頭不對，自覺理虧，慌忙之中改口說：「我，我沒有……別的意思，只是擔心影響秋收生產。」便灰溜溜跑了，他的身後是社員們一陣訕笑。
那天，我正好去縣城辦理戶口遷移手續，不在現場，晚上回來鄉親們告我的。假如我在的話，會怎樣呢？
我上大學後第二年，父親被錯劃為「歷史反革命」的問題獲得平反，這是我們家的又一件大喜事。利用暑假，我用節省的助學金，邀請父親來到復旦大學，借了同寢室陳懷林同學（懷林同學大學畢業後考上復旦新聞系研究生，又留學美國獲得新聞學博士學位，現在澳門大學執教）一台海鷗120照相機，陪他老人家遊玩了上海和南京兩座城市的名勝古蹟，還乘坐了一趟長江輪船，以此報答父親的養育之恩，以此補償他十多年來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2013年草，2017年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