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史丹福大學的許成鋼借鑿中國、俄羅斯和西方歷史，闡釋了為何中國仍陷於重現極權統治的制度模式之中。裴敏欣的《破碎的中國夢：改革如何復興極權主義》（The Broken China Dream： How Reform Revived Totalitarianism，暫譯）則更聚焦於後毛澤東時代，將中國日益威權化的軌跡，追溯至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方針。
習近平的掌權之路
裴的分析，尤其是他對2007年中共關鍵的十七大的解讀十分精闢，該次大會在2012年領導層換屆前，將習近平確立為胡錦濤的接班人。儘管如此，他可能高估了列寧主義體制助長習近平的極權野心的程度。我對中國長期發展軌跡的評估則沒那麼悲觀。
裴在書中寫道，2007年，習近平浮出水面成為胡錦濤的接班人時，胡錦濤本人其實更傾向門生李克強，但他的共青團派系敗給了由胡的前任江澤民領導的上海派系。習近平最終勝出，是因為江澤民派系自身缺乏強有力的候選人，且寧願支持習近平，也不願讓共青團再主導領導層10年。習近平上台後，利用中共領導層內部對腐敗和體制腐朽的普遍擔憂，成功地在政治博弈中勝出，並瓦解了這兩個派系。
裴還指出，習近平並非唯一推動極權主義的高層領導人。另一位重要人物是薄熙來，這位曾主管重慶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在2012年被開除黨籍並被捕。在裴的敘述中，中共領導層廣泛支持薄的重慶模式。該模式將經濟權力集中在地方領導人和國有企業手中，揭示了列寧主義體制對極權政治復興的接受程度。
但裴認為習近平的崛起，反映了列寧主義體制的結構性邏輯，而非偶然的政治權謀，這個觀點則顯得較不具說服力。正如裴本人所承認的，江澤民和上海派之所以支持習近平，恰恰是因為他缺乏強大的派系基礎，且在晉升過程中未引發任何警報。不同於薄熙來宣揚的新毛澤東主義政治，令黨內多數領導層感到不安，習近平在掌權前，謹慎地隱藏了自己的野心和意識形態傾向。換言之，江澤民派系支持習近平，並非因為他們希望回歸極權主義，而是因為他們相信能控制他。
菁英的共識是先將薄熙來邊緣化，再導致其垮台，這進一步顯示，中共最高層並不希望中國重返極權主義。薄熙來重拾與「文化大革命」相關的做法，在許多同僚中引發了極大的不安，甚至可能是恐懼，這正是他們最終倒戈相向的原因。相較之下，習近平玩得更老練，也更深思熟慮。正因如此，僅憑列寧主義體制，無法完全解釋他的崛起。
儘管鄧小平決定維持列寧主義秩序，無疑創造了使新強人得以崛起的制度條件，但這並不意味着像習近平這樣的人必然會崛起。因此，習近平的崛起，最好被理解為精英階層權謀的結果，而非中國政治體制的既定結果。
此外，黨內領導人對薄熙來極權傾向的反感，似乎依然存在。儘管不願公開挑戰習近平，但許多政治菁英似乎對他引領中國的發展方向感到不安。例如，外交部長王毅起初似乎對習近平推動的戰狼外交感到不安，最終還是服從了。如果習近平面臨長期的國家危機，究竟還有多少人會保持忠誠，目前尚不明朗。
這絕非暗示鄧小平應被免責。如果他沒有保留列寧主義體制，習近平在執政5年內重啟極權主義將會困難很多，即使並非不可能。然而，可能性不應與必然性混為一談。這個區別看似微妙，卻顯示中國的未來遠非註定。
習近平的冒險豪賭
習近平對極權主義的執着毋庸置疑。對他而言，中央集權和意識形態紀律是中國偉大之基石。當然，國家偉大也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這指的不是權力集中於國家手中，而是指公民能夠受到法律保護、自由發展才能、並在無需擔心壓迫和歧視的情況下繁榮發展。
然而，即使以習近平自身的標準衡量，極權主義能否帶來長期繁榮也遠非定論。在這點上，許的懷疑似乎有充分依據。他對現代歷史的研究顯示，共產主義極權體制總是會因經濟管理不善、政策僵化以及活力衰退而走向衰落。正如他指出的，沒有一個共產主義極權國家成功逃脫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是否會成為例外，仍有待觀察。極權主義確實能取得令人矚目的短期成果，特別是在資源動員、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戰略性產業發展方面。但集中控制和意識形態僵化往往會扭曲經濟決策，壓制創業精神和國內創新，並在國際上引發不信任。習近平將中國推向極權主義道路的步伐越深，這些問題就可能變得更加突出。
1949年以來，中國自身的歷史對此作了鮮明的印證。在毛澤東統治下，極權統治屢屢引發經濟災難，其中最慘烈的當屬「大躍進」時期。這場運動導致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饑荒之一，據估計在1959年至1961年間，奪去3千萬人的生命。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時，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這與蔣介石領導下的台灣快速工業化形成鮮明對比。
鄧小平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放棄極權主義的最極端形式。中國向對外貿易、投資、技術和管理專長敞開了大門，使外界普遍相信，中國正朝着一個更務實、更少意識形態色彩的體制邁進。
在集體領導下，中國經歷了數十年的非凡增長。對此，海外華人的資本和專業知識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這個飛速擴張時代的終結，恰逢習近平掌權，以及他重新推動極權主義。
當然，中國的經濟放緩不能完全歸咎於習近平。與中等收入陷阱相關的結構性壓力，如勞動力成本上升和人口減少，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習近平的執政風格顯然加劇了這些問題。特別是，他用強人統治取代集體領導，導致重大政策失誤的頻率和規模都有所增加，從川普首個任期內中美貿易戰的升級，到突然放棄「清零」政策，導致疫苗接種率不足的人群死亡人數大幅激增。
與此同時，習近平日益侵略的行事作風，促使許多外部合作夥伴重新審視與中國的經濟和技術合作。公眾情緒的轉變同樣意義重大。在改革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裏，大多數中國人相信自己的生活會持續改善，但在習近平執政下，這種信心已然減弱。許多年輕人非但沒有熱情地參與他的民族復興計劃，反而完全退出中國極具競爭性的職場文化，轉而擁抱「躺平」的理念。
誠然，習近平恢復的集中控制，顯著加強了中共在戰略領域指導發展的能力，尤其是尖端技術領域。但這些成果的取得付出了巨大代價。習近平摒棄了定義改革時代的務實主義，轉而擁抱極權主義，此舉可能動搖了使中國崛起成為可能的經濟奇蹟的根基，從而削弱了中國實現中國夢的能力。
此外，習近平透過實質上確立自己作為終身領導人的地位，埋下了一顆政治定時炸彈。他廢除了毛澤東時代之後確立的有序接班規範，這增加了他最終離任時可能引發激烈權力鬥爭的風險，而這種鬥爭可能會決定中國的未來。正如裴指出的，民主化的前景依然黯淡。但即使只是部分脫離極權主義，對中國和全世界都更為有利。
然而，就目前而言，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方向似乎已定。他最終能否實現中國夢，不僅取決於其領導層的能力，還取決於世界其他國家將如何應對這個日益將自身定位為與民主世界對立的政權。
正因如此，裴和許的著作顯得尤為珍貴。任何關注中國的人，都能從裴的洞見及其對後毛澤東時代中國演變的清晰、嚴謹的分析中獲益匪淺。尤其是政策制定者，將能對他們所打交道的這個國家有更清晰的認識。許那部宏大而內容豐富的著作，也值得認真關注，儘管全書逾700頁，讀者可能主要限於學術專家。
裴和許的著作，共同為理解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本質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洞見。他們迫使讀者超越長期塑造西方政策的那些令人安心的假設，直視驅動中國政治體系的深層結構性力量，從而揭示了中國重返極權主義所涉及的利害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