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鳳英死於構陷、出賣、絕望。文革這場"古羅馬鬥獸場"式的全民大廝殺，演繹的不是什麼階級鬥爭、路線鬥爭，而是人性的所有醜惡、所有人的人性齷齪。王少舫演出了"董永出賣七仙女"的一幕，是把嚴鳳英推下懸崖的最後一擊，《天仙配》這個神話，就被現實永遠玷污了，於是，在嚴鳳英身後的世界裏，你越是讚揚黃梅戲這兩位老搭檔舞台合作的天衣無縫，便越是襯託了人間背叛的不道德和沈淪深度，而那些嚴鳳英傳記性的廣播劇（特等獎）、電視劇（飛天獎），還有"嚴鳳英、王少舫舞台藝術研討會"等等，皆不免流於蒼白和刻意躲避殘酷真相的虛偽，即使有王冠亞的親自參與，也無補於事。
4、軍代表執政將無法無天最大化
施暴者這個角色，在嚴案中舉足輕重，他施行了一場可怕的私刑。文革的整個前提也許無法改變，人人自危、互相踐踏的大環境也在所難免，甚至受害者也只能承受出賣、構陷等不義之舉.但是，假如1986年春派駐安徽省黃梅劇團的軍代表是另一個人的話，嚴鳳英死後被"開膛破肚"的幾率，幾乎可以降低百分之九十九。這個駭人聽聞的暴行，基本上是一個"拉大旗作虎皮"的私人性的為所欲為，一種洩慾、意淫的獸性的病態發作。我們痛定思痛，怎可不去釐清這種屠宰場和屠夫出現的機制呢？
不錯，毛澤東的"和尚打傘，無發無天"乃是這機制的龍頭，但文革之前老毛的頭上已經沒有一根頭髮了（無法無天），文革幾乎就像他搖身一變成了孫猴子，拔根汗毛"噗"地一吹，變出無數的小孫猴子來——文革將毛澤東的"無法無天"最大化了，全國各個角落裏雨後春筍般地生出無數個"小毛澤東"來，每一個都在他（她）的封地里稱王稱霸、草菅人命。這個"最大化"的機制，卻是無人認真研究過的。如果允許簡單一點的描述，這就如同全國最高法院將死刑核准權，一次性地批發給各省各地、各行各業、各門各派的各種層級的無數頭頭腦腦，這麼一來，中國不就成了一個大屠宰場了嘛！文革中握有生殺予奪大權的人，有哪幾類？我們只需問，取代癱瘓的黨政系統功能的是誰，便一目了然。有兩類是無需質疑的，一是群眾派別的頭頭們，他們甚至可以發動地區性的內戰；另一類便是各地軍區、野戰軍派出的軍代表們。
所謂"三支兩軍"，至今仍是文革研究的一個盲區，幾乎無人涉獵，恐怕連最簡單的大事記和基本數據都還沒有。這個可以稱為"軍代表執政"的時期，雖然不過是"全國軍管"的別稱而已，但它跟世界上的許多"軍政府"不一樣，尤其以毛澤東的絕對權威，並無失權之虞，無需林彪的"保駕護航"。林彪集團及其所控制的全軍，在更大程度上，是一個造神工具，其最大功能是無限強化毛澤東的"奇里斯瑪"色彩，使"一句頂一萬句"變成無可懷疑的信條，變成"精神原子彈"，此乃這場現代迷信的基石所在。因此"軍代表"們的職能，很像歐洲中世紀的教士，處心積慮於識別、折磨並消滅異端者；嚴鳳英慘案又驚人地相似於那個時期的所謂"女巫迫害"：十六、十七世紀西歐曾墜入一個瘋狂迫害異教徒、"魔術師"的時代，宗教裁判所的懲罰酷刑計有砍手、剁耳、烙刑、笞刑、浸泡、鎖綁、監禁、罰款、放逐、賣為奴隸等，死刑大部分是絞刑，還有斬首、溺死、裂刑等，然後焚毀屍骸，對"巫師"特別是"女巫"則直接燒死在火刑柱上，意謂"防範巨毒"。嚴鳳英已經死了四十年，至今並未喚醒中國人：我們尚未走出中世紀。
二、豈容青史盡成灰
紅衛兵話題，未必只是一個文革話題，也不僅僅是「紅二代」話題，而是一個集權題目，最明顯的證據，就是習近平是一個「黑五類」，卻拿到權力也搞文革，他受迫害的教訓，是去迫害更多的人；而中共的「我們子弟接班」，極有深意地選「落難子弟」而不選正統紅衛兵，連薄熙來也跟習一樣的經歷，其中奧妙何在？可惜中國沒有言論自由，展開不了這個題目。
照相機，鏡頭，快門；一隻食指按下快門，"咔嚓"一聲……一組電影語言："攝下罕見瞬間"，或稱"鏡頭裏的歷史瞬間"，其背後支撐的一個驚人細節是，王晶垚得知妻子卞仲耘被學生群毆致死的噩耗後，產生的第一個念頭，是立刻去買了一部照相機。他要搶在妻子遺體被火化（成為灰燼）之前留下歷史證據。這個念頭，也使得胡杰在三十年後拍攝這部《我雖死去》成為可能。
胡杰的手法，是刻意"紀實性"，甚至不留任何干擾"紀實思維"的多餘鏡頭，在一個大規模銷毀歷史的時代，這無疑一種聰明的抗爭策略；在針對記憶進行洗腦的一個制度下，它也是很珍貴的電影製作。這部紀錄片，有許多將來一定會屬於"搶救和解剖文革"的經典話語。一個更加攝人心魄的特寫，是王晶垚從一隻舊皮箱裏翻出受害者遺物，而且是三十九年來的第一次，於是胡杰的鏡頭，又凝固了一種歷史瞬間：校牌、懷表、手錶，指針停止在三點四十分，凝固了1966年8月5日那天那一刻，仿佛再詮釋了蘇珊桑塔格的那句話："拍照是凝固現實的一種方式。你不能擁有現實，但你可以擁有影像——就像你不能擁有現在，但可以擁有過去。"王晶垚永遠佔有了師大女附中的文革暴行記錄，暴政可以殺死卞仲耘，但它再也不可能剝奪和銷毀這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