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知青歲月里，有過一次刻骨銘心的記憶。
農村插隊第二年，也就是1969年初夏的一個星期天，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從天而降，它像一陣險惡的風浪，把我這隻小船衝到了暗礁林立的險灘。人身自由瞬間被封閉在令人窒息的反動標語案件之中。
那天中午，有幾個學生在楊家山小學樓上的教室玩耍，突然發現教室的黑板上五個赫然大字：「打倒xxx」。
這可是驚天大案，震驚全縣。縣革委會將此案定為一號重大反革命案件，立馬由縣武裝部組織了專案組，當天下午就趕赴楊家山現場，與公社大隊幹部一起，立即展開工作。
縣革委會要求專案組一周內務必破案，為了完成任務，專案組速戰速決，只經過一下午的初步調查，就確定我是重大嫌疑人，其理由有三：一是有作案動機，我父親是反動學術權威，文革被批鬥靠邊站，因此懷恨在心；二是有作案條件，住在學校樓上，夜深人靜時，作案十分方便；三是我的住房進出必須經過黑板前，事發當天是星期日，我上午出門幾趟，為何對黑板上的反動標語視而不見？筆跡雖然不象我的，但是可以偽裝。
專案組得出上述結論後，趁熱打鐵，連夜對我進行審訊。
那天白天，我在田間勞動了十多個小時，累得渾身散了架，收工回到家已經是晚上七點多。
我飢腸轆轆，盛了一大碗的剩飯，挖了二勺紅剁椒，飢不擇食地吃起來。狼吞虎咽過後，洗去泥土和汗水，往床上一癱，一會兒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突然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把我驚醒，打開門一看是村里民兵隊長。他急切地對我說：「有急事，快，跟我走！」
夜沉沉，野茫茫，伸手不見五指，漆黑的夜幕籠罩着山村，月亮躲在烏雲里，只有遙遠且微弱的星光在雲層中若隱若現，整個楊家山村象死一樣的寂靜。
來到生產隊部，看到大門外停着幾輛摩托車。民兵隊長推開一間房門對我說：「進去吧」。我惴惴不安地走進房間，映入我眼帘的是牆上剛貼上去的一幅標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牆邊放着一張桌子，中間正襟危坐着一位矮個子，旁邊坐着一位大鬍子和一位小白臉。
看到我進來，矮個子滿臉嚴肅地問我：「你是吳景勤？」我點點頭。「你知道有人在學校黑板上寫反動標語嗎？我們是破案的專案組，找你了解情況，希望你如實回答。」
我一大早就出工幹活去了，田間勞動時聽到大家議論反動標語的事情，但萬萬沒想到它會與我有關。我心中惶惶，忐忑不安。
矮個子並沒有一上來就殺氣騰騰，他態度還算平和，好像還和我套近乎，說我父親是他的老朋友，眼睛卻盯着我手上戴的手錶。
這是父親戴了幾十年的一塊舊手錶，插隊臨行時母親拿給我的。
矮子把我的手錶要過去拿在手上，一邊看看聽聽，一邊陰陽怪氣地說：「蠻神氣嗎，帶着手錶來接受再教育，應該給貧下中農也戴戴。」
然後內行似地告訴我說，這塊手錶是「細機」。雖然他說的「細機」我一點不懂，也不知道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與我聊什麼「粗機細機」，
但他的態度似乎打消了我的一些疑慮和惶恐，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切不過是對我進行非常審訊的開場鑼鼓。
接下來，矮子看似隨意地詢問我，是不是常常看書？看些什麼書？我老老實實順着他的提問一一回答。見我一步步被帶進了挖好的坑，他話鋒一轉，口氣驟然嚴厲得讓我驚駭，他連珠炮似地大聲質問我：你是不是因為父親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靠邊站而心裏痛恨毛主席？你昨天上午多次經過黑板前，為何沒有看見黑板上寫的反動標語？
我的心劇烈地震動了一下，這才醒悟過來——前面的所有對話都不過是他為審訊所做的鋪墊。
此刻，我深信自己是清白無辜的。腦海里閃過毛主席語錄：「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決不會放過一個壞人，也決不會冤枉一個好人。
對於矮子的審問，我全部予以了否認，我的理直氣壯，使矮子感到傷了自尊，再也沒有了耐心，剎那間爆發出雷霆之怒。此刻，我在他面前已經不是一名知識青年，而是一個頑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
他凶像畢露，嗓門變成了銅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只有老實交代，否則死路一條！」
旁邊的大鬍子也惡狠狠地幫腔：「你犯了這等罪行，還拒不交待，看來你是想到牢房裏去呆上幾十年！」
我瞬間石化，好像無數面大大小小的鼓在胸中咚咚咚亂敲。面對嚴厲的審訊，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我無言以對！
雖然用堅強不屈、無所畏懼來形容那時的我，太過誇張，但是當時我的表現的確出奇的鎮靜。我心裏十分清楚，自己沒做的事，決不能承認，一定要挺住，千萬別被他們嚇倒。任憑他們威逼利誘，我半個字都沒有吐出。
我的沉默，大概讓矮子以為是他的威力起到了效果，就把嗓音稍稍降低了一點，態度口吻卻依然是象訓斥反革命：我們已經掌握了充分的證據，標語肯定是你寫的，你好好想想，為什麼要寫反動標語，誰指使你寫的，想好了寫在紙上，老老實實交待清楚。如果不老實交待，連你父親也一起進牢房。
矮子說完帶着專案組的人離開了審訊室，把我一人鎖在裏面寫交待。此時，我不知道是深夜幾點，看看手錶，這才發現，手錶給矮子拿走了。
我呆呆地坐在那裏，心裏一片空白，腦袋一陣陣痛得像要炸裂，好象墮入了萬丈深淵，趴在桌子上昏昏沉沉睡覺了。
一陣開門聲將我驚醒，我抬起頭，看見窗外的太陽己升起一丈多高。
經過一夜的煎熬，交待書還是白紙一張。
專案組又開始繼續對我進行審問，審問方式、程序、問話，完全是昨天的重複。
我依然是一句未說，一字未寫。
為了讓我儘快承認，專案組決定增加壓力，將我押往大隊部審問。
他們把我帶上摩托車，十幾分鐘後來到大隊部，將我關進大隊辦公室。為了監視我，晚上大鬍子和我睡一張床。昏暗的燈光下，他坐在被窩的另一頭，無聊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煙，指頭灼得焦黃，整個房間籠罩在嗆人的濃濃的煙霧中。
當年我年僅十幾歲，準確說還是少年，經過二天如此高壓的審訊，不知是什麼力量支撐着自己，竟然沒有流過一滴淚。
此刻，躺在被窩裏的我，想到自己無辜地成了反革命，馬上就要投入大牢，身陷囹圄，淚水不禁奪眶而出。我生怕被大鬍子看見，把頭藏進被窩裏，無聲地擦拭着眼淚。
不知是一整天的審問使我精神高度緊張，還是過度疲勞，我迷迷糊糊似睡非睡，昏亂的大腦出現了幻像，持着長槍的武裝大漢將我帶上手銬，押到山岩上，突然將我推下懸崖，
我哇地一聲大叫，從惡夢中驚醒，大鬍子呼地一下坐起來，大聲呵斥我：「幹啥？」我擦着惺忪的眼睛，喃喃地說：做夢！
惡夢將我驚醒，卻驚不走我心頭的恐懼和孤獨。
我再也睡不着了，心想，他們沒有任何證據居然就給我定罪，根本不允許我申辯講理，這簡直就是栽贓！憑什麼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真相也許會遲到，但決不會缺席。
就在專案組決定第二天將我押往縣城，宣佈案件告破，給我定罪之時，案情出現了重大轉機。
專案組接到上級通知，福建破獲了一起「反共救國軍」的反革命案件，該組織有綱領、口號、經費和行動計劃，主要任務是在福建、浙江、江西三省發展成員，開展活動。
揚家山一位甘姓富農也是主要成員。專案組接到通知後即刻控制了那位姓甘的，對他進行了審問。在他家裏搜查到了救國軍的軍旗和標語。他已招供，黑板上的反動標語，是他指使兒子書寫的。他兒子已到現場指證，其筆跡一模一樣。
真相大白於天下。
作為蒙冤者的我，免遭了一次牢獄之災，無疑，這是莫大的幸運。但經歷了這一切，備受煎熬，那種痛徹心扉的壓力和傷害，給我年少的心理，投下了難以磨滅的陰影。
此事過去很長時間，每每想起，心裏還陣陣作痛，隱隱後怕。「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幾個大字，在我眼前久久揮之不去。這場飛來橫禍無論從那個角度看，對於我來說都是至暗時刻。後來，我的遭遇在知青中流傳，觸動過無數人。
半個世紀後的今天，講述這段故事我還依然感到不堪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