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羅文其實是在張敏前面演講，他提出一個極富深意的命題：群眾騷動與權力的關係。他先簡略介紹了"紅八月"中的兩個事件。一個是北京"欖杆市事件"，厡在張學良軍隊做軍需的李文波和妻子被紅衛兵批鬥，李急切中曾抄起菜刀，當場被打死，但這個事件卻被宣佈為"階級敵人的反革命報復"，不久國家總理周恩來，又在公開集會上宣佈判處李文波夫婦死刑，李的妻子劉文秀後來也被政府處死。王友琴在研究中也指出，"李文波事件立刻在全市範圍內成為紅衛兵掀起更殘酷暴力高潮的藉口"。另一個是"大興屠殺事件"，遇羅文寫過一本《大興屠殺調查》的書，他介紹當時大興縣一個公社就殺死了325人，22戶絕戶，年齡最大80歲、最小才出生83天。
他說，剛才我們看片子裏"紅八月"打老師的場面，好像是學生自發的，好像是政府失控了，其實不是，相反是政府在背後控制的，凡是這一類不可思議的壞事，政府不允許就絕對不會發生。
從五十年前大興縣屠殺，直到近年來的抵制日貨、韓貨，背後都有一根看不見的權力教唆和操控的草蛇灰線。遇羅文說："在中國這樣一個嚴密控制的社會中，任何民間發生的大規模事件，不可能自發產生，不是當局背後操控，就是默許的，是政府行為；這個當局，也必定是最高層。"
三、多數人暴政：「文革」的一個側面
實際上，五十歲以下的中國人已經不知「文革」為何物了，所以當他們陷入「大眾暴力」，無論是肢體的還是「語言暴力」，都辨認不了這是「文革回來了」，而且大眾暴力至今還是中共得心應手的武器，施加於知識分子以及後文革的世代們，尤其管用。芙蓉鎮裏那句「運動了」也變得陌生，對中國不是件好事。
在近現代世界裏，足以同德國納粹集中營比肩的大毀滅行為，中國大陸的「文革」是極罕見的幾樁之一，可是中國人至今對它沒有反省和懺悔。其緣故當然首先是中共諱莫如深，但全民族反省的障礙，也深藏在幾億參與者的心底，因為這是人類史上難得如此徹底的一場「多數人的暴政」。如今四十歲以上的大陸人，有多少是手也乾淨心裏也乾淨、沒污辱也沒曲解過自己的親人或他人的，真是天知道。大家都有些讓那個梟雄毛澤東擔去全部責任便心安理得的味道。
不錯，若沒老毛，「文革」發生的幾率大概是百分之一，即使發生也不至於人倫滅絕如此。毛澤東的確是一個搞「多數人的暴政」的大師，這套技術他是從江西蘇區清"AB團"、延安整風反王明就千錘百鍊出來的，「文革」給他在八億人的更大範圍中又試了一次。假如中國人不清算這一套，真是白受了一場浩劫。
全民發瘋、人人成為一個無所顧忌的施暴者，在任何一個尚有起碼常識和秩序的社會都是做不到的。毛能做到的訣竅，其實很簡單：他是在不同時間裏，給不同的「多數」以施暴的理由和目標。前幾天我們幾個人的一次漫談涉及到這個話題，「文革」中入獄近十年的作家張郎郎先生，對此歸納了一個絕妙的觀念﹕「安全暴力」，指施暴者獲得某種心理安全。
「文革」是以極野蠻原始的「血統」恐怖開張，被整肅的對象最初只是所謂「地富反壞右」，施暴行為從北京城的中學開始，高幹子弟的恐怖組織「聯動」到處橫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風靡全國，它使社會以先天出身為標準自動分裂為「施暴者」與「受虐者」，但兩者並非自覺「理所應當」。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一個女中學生，名叫宋彬彬（中共現存「八大老」宋任窮的女兒），接受了她的一個「紅衛兵」袖章以後，毛說道﹕怎麼"彬彬有禮"呢？叫"宋要武"嘛！宋彬彬所在的是一所很著名的女子中學，校黨總支書記卞仲雲就是被一群十五六歲的「丫頭們」活活打死的。毛澤東的"要武"口令，就是最先挑唆出身共產黨幹部家庭的中學生，給他們以施暴的「安全感」。如今去分析會很奇怪，毛搞「文革」不是要整當權派嗎，怎麼先給了「當權派的兒女們」以生殺予奪的大權？這是所謂「安全暴力」的第一次出場，「施暴者」與「受虐者」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建立「多數人的暴政」的一個遊戲規則﹕施暴者要心安理得、肆無忌憚。
接下來馬上就輪到當權派去作「受虐者」了。毛想打倒劉少奇的動議，在當時只有十幾個人的中央政治局裏，絕對是少數，他必須藉助一個"多數"；而要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家主席拉下馬，又必須讓整個官僚集團（對共產黨而言就是整個「黨」）"陪綁"不可，這就需要藉助一個更巨大的"多數"。據說，劉少奇在人大會堂與毛最後一次見面時，就曾說﹕我解甲歸田，請不要再整各級幹部，毛笑笑不作答覆。他很知道打倒一個國家主席不搞"多數的暴政"是荒唐的，毛澤東這麼一個光棍型的獨夫，自己心理上其實也需要施暴的「安全感」。這一回他把「安全暴力」給了全民，好象你對這個制度不滿這次都可以發泄，「文革」具有的反共產黨體制的微妙色彩，即來自這裏。我至今覺得，這個體制的很多受害者當時都誤讀了毛澤東的話，以為真的可以「造反有理」，其悲劇性一如五七年的右派被毛「引蛇出洞」。所謂「造反派」與「保皇派」的分野，雖然有對體制「親和」或「反叛」的因素，但更本質的是大家都獲得「安全暴力」，演成全國性武鬥，其結果恰是大家都沒有「安全感」，在這個混亂期，「施暴者」與「受虐者」的界限不存在了。「多數人的暴政」會產生「輪流上斷頭台」的效應，這是法國大革命的景觀，但在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國，卻是全民都淪為「受虐者」，「施暴者」只剩一個毛澤東。這正是他所期望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