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從苦難中掙脫出來，若不能超越受害者與施害者之間的恩怨，則無從建構全社會成員的基本信任感——「公民信任」（civic trust），設若中共隱瞞歷史、禁錮民智，後果乃是不需要再出一個毛澤東，文革再現可在須臾之間，「滿街都是劊子手」那一幕，降臨中國還會遠嗎？
五、文革遠未成為普世記憶
文革未被這個體制清算，它就被老百姓遺忘了，中共通過沉默而遺忘文革，很弔詭的功效是，文革所代表的「造反精神」恰恰是它最忌諱的，這說明文革、造反派，甚至紅衛兵，對中共這樣的集權制度，乃是一個大忌，所以中國人徹底遺忘毛澤東，未必是最好的；另一面則是，鄧小平及其接班人們，視八九學運為一次「紅衛兵造反」，直接用坦克機槍鎮壓，可是他們卻從來沒有從思潮、理論上清算過文革，如此注重意識形態的這個黨，實際上犯了一個錯誤，不清算文革便是留下了造反的思想火種，還不要說習近平打算再搞文革有多愚蠢。這是2001年我在紐約市一個會場上的感想。
我剛才坐在下面聽，有一些人在提問，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我們在講一件事的時候，比我們年齡小的人，三、四十歲左右的人吧，他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你在敘述一件事時，已經無法穿越你的年齡的界線。
五十年的歷史就已是斷層的，而並非一百年，再往前看，歷史斷層則更厲害。我對"文革"其實並沒有研究，會議邀請我來談一下，我接受的原因，是因為我非常贊成像王友琴與丁抒他們做的這些工作。對於王友琴默默無聞，完全靠自己的錢來調查、研究一九六六年學生打老師的現象，並且堅持不懈十年多的鑽研，我很為她這種精神所感動。所以我接受此次邀請，但卻不知說什麼才好。
那麼從何說起呢？我剛剛收到一個朋友給我的電子郵件，他是一個向美國出版界即書商介紹中國文學包括大陸、台灣、香港這些地區的小說、散文等的那麼一個人。他的電子郵件是用英文寫的，我現在把他翻譯成中文。他說：
『我並不認為非常優秀的散文，比如像楊絳的《幹校六記》，現在可以介紹給非中文的讀者，這裏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屏障"，現在的"中國的經驗"，還沒有能夠被西方的讀者所了解。很多非猶太的讀者已經可以大量地讀到關於"大屠殺"書籍；很多非法國的讀者可以讀到關於"法國革命"的書籍。它們兩者即"大屠殺"與"法國革命"的事情已經跨越了國際的邊界。』
但是我們的'文革'遠遠還沒有成為世界的記憶"。這就是他跟我說的問題。其實，三十歲以下的中國人，都不知道我們在說些什麼了。他的這個問題，我覺得提得非常好，他完全從一個出版者的角度來看問題。那麼這是什麼原因促成的呢？我們可以做很多理論研究，但我在這裏簡單地談一點我的看法。
我覺得國際上對"滅絕、屠殺猶太人"，這個事實，是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價值判斷的。對於滅絕、屠殺猶太民族的行為，所有參與屠殺的納粹罪犯都要受到審判，逃避審判的人直到今天還是要被追捕。
那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國際上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價值觀念嗎？沒有，至少我知道美國的學界沒有。美國的學界有許多左派，即所謂的"新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他們都是很好的人，都是些學有所長的學者，但他們直到今天都認為"文革"沒有錯。有一位很有名的教授叫弗雷德里克·傑姆遜（Fredric Jameson），他教了很多的中國學生，而這些學生對現在的中國大陸影響非常大，目前中國大陸出現了一個叫"新左派"思潮，鼻祖就是我們的傑姆遜先生。他對中國的"文革"寫了很多東西，但是這裏的中國人圈子裏沒有人談論他。（今天可以從網上搜索到：他當代美國最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評論家和理論家，同時也是一個文化批評家。他的後現代理論已成為當代西方文論的經典敘述。）
後來王友琴推薦給我一篇文章，作者叫郭健，文章題為《傑姆遜與中國文化大革命》，文章發表在一九九九年的《萬象》雜誌上。介紹傑姆遜在一九八四年發表的一篇叫《後現代主義和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傑姆遜用熱情的筆調讚美"文化大革命"，認為"新中國是完整的社會實踐，在世界史上無與倫比，人做為集體對自己的生命有了把握"等等言論。這樣的文章，在中國竟然受歡迎，所以你可以認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這個論調直到今天，在中國還是有相當市場。許多學者開始研究"文革"，但卻不是研究"文革"的問題，而是研究"文革"的合理性。它為什麼合理呢？當然我並不認為這種洋人的論調，對中國老百姓會產生什麼影響。"文革"並不能成為人類共同的經驗。
"文革"主要還是對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感受。我想簡單地談一下我的感想。首先我認為中共並沒有真正清算"文革"，所謂毛澤東逝世、粉碎"四人幫"、結束"文革"、鄧小平上台，清算"文革"的內容，基本上是老幹部的一次清算"造反派"的行為。誰打過我、誰鬥過我、誰整過我，我倒過來整你、清算你，把你打成"三種人"。如果說"文革"被清算過，那麼在這個意義上確實是清算過，這就是老幹部的報復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