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毛澤東與陶鑄夫婦
在中共歷史上，陶鑄是一個很奇特的人物，尤其在文革中，他突然躥升高位，卻又突然被打倒。從紅得發紫到戴上黑幫帽子，似乎只是一夜之間的事情。
所以，有這種說法，「紅桃四」秒變「黑桃三」。本來是紅色陣營，就是毛澤東這邊的第四號人物，突然就成了黑色陣營的第三號人物，就是「劉鄧陶」排在了一起。
我那時候在北京，是個初中生，突然早晨起來，看到了大街上貼上「打倒陶鑄」的大標語，一時莫名其妙。
陶鑄是老革命，但是，我不說他的歷史。他1957年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政委。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第一政委。1965年1月調任國務院副總理。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成為政治局常委。
按排序，他是第四號人物，相當於八大時朱德的位置。管事可比朱德多多了，他是書記處常務書記，還主管中央辦公廳。他還兼中宣部長，還兼任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這是康生的角色。
可見，最高領袖對他的器重和信賴，非同一般。
但是，從1966年5月到1967年1月，他在這把椅子上，只坐了9個月。
我覺得，他的問題在於資格太老，能力太強，所以，沒有夾緊尾巴。地方大員到中央工作，總要謹言慎行，而他沒有。
陶鑄憑什麼能夠飛黃騰達？我認為有這樣幾個因素：
一是文革初起，很多老幹部被打倒了，為首的就是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簡稱「彭羅陸楊」。劉少奇和鄧小平還沒被打倒，但是在偉大領袖心裏，他們的分量輕了很多，棄用是早晚的事情。所以，領袖需要新鮮血液來充實領導層。
二是有鄧小平推薦。因為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彭真被打倒了，需要一個頂替者，鄧小平推薦了陶鑄。雖然鄧小平已經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領袖的信任，但是，在領袖的心裏，還是欣賞這個小個子的，而且一度把他作為接班人培養的。
當然，早在三十年代初的中央蘇區，毛澤東挨整，被邊緣化的時候，鄧小平也受了牽連，被打成「鄧毛謝古」團伙，這個毛，就是領袖的弟弟毛澤覃，而他們的主要罪狀，就是支持毛澤東。每每想到這一點，領袖的棍子打向鄧小平的時候，總是點到為止。
三是陶鑄確實是忠誠度很高的人，在戰爭年代，他也是浴血奮戰屢建功勳的人。這還不說，他還是黨內少有的文化人，他是黃埔軍校第五期學員，建國後在擔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同時，還曾兼暨南大學校長、華南師範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教授。
陶鑄文字功夫很好，寫過《松樹的風格》《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和《隨行紀談》等著作，雖然領袖說過：「你的那兩本書，曾志寄給我，我都看過了。《松樹的風格》好是好，但是也沒有多大意思，還是糧食主要。」對於毛澤東來說，這種文字當然是小兒科，但是，陶鑄確實是文字能力很強的，就連文革中的大筆桿子戚本禹也說：我寫得不妥的地方，他都會作修改。
另外，陶鑄沒有特別明顯的山頭背景。他是四野的政治部主任，但是他又是鄧小平推薦上來的。
四是我揣摩有陶鑄老婆曾志的因素。毛主席和曾志之間有着情同兄妹的感情。他們之所以有這層關係，是因為曾志是井岡山時期的老人，她與毛澤東的妹妹毛澤建是同學，也是毛澤東妻子賀子珍的閨蜜。
尤其是井岡山那段時間裏，曾志老去毛澤東家裏找賀子珍聊天，毛澤東和賀子珍吵架，常常是曾志去勸解。這樣，毛澤東也跟曾志熟了起來了。
曾志是1939年到延安的，她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第二天她就收到了日理萬機的領袖的回信：
「曾志同志，接到你的來信我十分開心，你明天就來我這裏！我讓中組部派人帶你來，等我們見了面再詳談。」
1959年廬山會議，賀子珍背着江青上廬山見毛澤東，也是曾志提議和具體安排的。
文化大革命中，曾志被整，被流放到南方，因為潮濕她不習慣，求救於周恩來，周恩來安排她到了陝西臨潼，住了一年以後，她還是不適應，又向領袖寫信求助。
毛澤東反饋很快，他讓陝西的負責人李瑞山把曾志叫到了西安，並讓李瑞山轉達他的回覆：
你有兩點可以選擇，一點是如果打算留在西安，那麼就在省委安排曾志的工作；一點是如果不打算留在西安，那麼就調回北京。
曾志完全沒想到毛主席回給出這樣的答案，她一直都是想回北京的，只是覺得這是不可能的。既然毛主席都發話了，那一定要回北京！
可見毛澤東和曾志的交情不淺。
第五最重要，毛澤東也信任和欣賞陶鑄，對他寄予厚望。
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提議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時候，陶鑄卻不僅跨越政治局委員一級直接成為常委，還在其中排名第四位。
這是毛澤東在審定調整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時，親自用紅筆把陶鑄勾到周恩來之後、陳伯達之前的。
陶鑄很不安，因為他排在了鄧小平和劉少奇之前，他當時對毛澤東說：
「我是新上來的，排太前不好，我認為應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後面。陳伯達同志長期在主席身邊工作，對主席思想領會比我快。」
毛澤東說：「已經定了，不變了，陳伯達那裏我找他談談。"
不過，這樣一來，他和陳伯達之間就有了隔閡。
那麼，為什麼陶鑄這麼快就被拉下馬了呢？
導火索是一封信。
最早貼陶鑄大字報的是上海某中學的一個高中生，他除了受當時極左思潮影響外，還可能受當時批「三家村」的直接影響，所以他瞄上了陶鑄兩本書，他寫了一萬多字，貼在北京東城沙灘中宣部的院子裏。
接着，在1966年的12月，江青的秘書閻長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一個大學同學寫來一份材料，題目叫作《陶鑄同志貫徹執行的是什麼路線？》，其中歷數陶鑄在1966年6月到中央工作以來各次講話的內容，指責陶鑄是中央某些機關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關鍵人物。
按照戚本禹的說法，閻長貴的同學因為反對陶鑄被打成了反革命，所以閻長貴一再央求他想法子救救他的同學。
於是，12月20日，戚本禹就給那幾位同志寫了封信，對他們提出的申訴做了一個答覆。信中說：
「我對你們部里的事情，沒有調查研究，不能講什麼意見，希望你們根據十六條和紅旗雜誌社論的精神進行討論，將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徹底。
教育陣線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陣地，希望你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用毛澤東思想佔領這個陣地。
關於×××等五位同志給陶鑄同志寫大字報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是可以寫的。對這張大字報有不同意見，可以辯論。
但是說這張大字報是『反革命』的大字報，針對這張大字報說：『誰反對陶鑄同志就砸爛他的狗頭』，這是錯誤的。有人把貼大字報的人說成『反革命』，進行圍攻、鬥爭，甚至扣押他們，更是錯誤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力這樣做。」
戚本禹說，這封信沒有經過主席，也沒有經過江青、陳伯達他們看過就發出去了。不過他知道，寫這個信他們是不會反對的。因為對一個中央領導人提點批評意見，就說人家是反革命，那還有什麼大民主啊。
這是戚本禹的一家之言。按照常理判斷，對於有人寫自己的頂頭上司的大字報，是不應該這麼處理的。
戚本禹寫了信以後，見到陶鑄還對他說過，教育出版社有幾個人因為給你提了些意見，被打成了反革命。我跟他們說不能因為給你提意見，就把人家打成反革命。
陶鑄說，對。是這樣的，不能說反對我就是反革命嘛，這我早已經說過的。
後來這封信在紅衛兵小報上刊登出來了。
其實，這就是告訴紅衛兵，雖然陶鑄是四把手，但是，還是可以衝擊一下的。
就在這事發生不久，陳伯達、江青與陶鑄的衝突表面化了，以至於陳伯達就公開提出要打倒陶鑄了，江青也跟着說要打倒陶鑄。
雖然戚本禹說，他的信和打倒陶鑄沒關係，但是，實際上是有很大關係的，因為中央文革當時在紅衛兵小將心裏，是神一樣的存在。
只是他們要打倒陶鑄也是做不到的，必須有最高領袖的首肯。但是，最開始領袖是反對的。
陳伯達在12月27日、28日周總理主持的會上，說陶鑄與劉少奇、鄧小平是一夥的，是陶「二世」（劉少奇是「一世」），把陶鑄也列為走資派。江青也跟着在會上說要打倒陶鑄。
但是，葉劍英等人到領袖那裏去告了陳伯達和江青的狀。12月29日上午，在毛澤東主持的會議上，他批評了陳伯達、江青，還為陶鑄說了話。
而到了1967年1月4日下午，陳伯達、康生、江青在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兵團」時，陳伯達、江青在講話中還是公開批評陶鑄。
1月5日，陳伯達、江青的講話就已印成傳單公開，大街上貼滿了「打倒陶鑄」的大標語。
到2月6日，2月10日，毛澤東兩次在會上就陳伯達、江青公開發表批評陶鑄的講話，嚴厲地批評陳伯達、江青。毛說：
陳伯達你這是「一個政治局常委要打倒另一個政治局常委」，是「突然襲擊」。你過去老在我和劉少奇之間投機。陶鑄在廬山表現比你好，你還動揺呢！江青你自以為是，目中無人。打倒陶鑄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你們要好好檢討！
批得很厲害。陳伯達回釣魚台後為這事大哭，喊着要自殺。
毛澤東說：「一個禮拜之內，中央文革小組自己開會對陳伯達、江青進行批評」。還說，「要是你們中央文革沒有人敢批評他們，那我就自己找人來批評」。
據說當時陶鑄對主席很感激，他很大度，反過來還為陳伯達和江青說情，希望主席不要生氣，也不要叫陳伯達和江青再檢討了。
但是，偉大領袖也有耳朵軟的時候，人家說多了，他也往心裏去了，所以，在1967年1月8日，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毛澤東表達了對陶鑄的不滿，說陶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他的問題是紅衛兵起來後才解決的。
陳伯達和江青沒有停止整陶鑄的黑材料。這些材料送到領袖手裏，就如同一支支利箭。
【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陳伯達的「大名」。雖然他一再謙稱自己是「小小老百姓」，當年卻是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號稱「理論家」「中共一支筆」「中國輿論總管」。
陳伯達為官也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論，那就是要「跟對人」，還要準確地判斷「風向」。自己作為秘書，既沒有很深的資歷，也沒有很大的功勞，之所以能夠不斷得到重用，他很清楚這是因為得到毛澤東賞識的原因，所以他就時時處處唯領導馬首是瞻，緊跟領導不掉隊，這是他能夠步步高升的基礎。
所以，他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在建國初期曾經和高崗有過接觸，後來又主動為江青捧場，還曾跟林彪建立「熱線」聯繫，都是在尋找靠山，以鞏固自己的地位。
而他為了跟對「風向」，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就轉變極快，有時候甚至可以不顧事實而指鹿為馬、顛倒黑白。
比如在第一次廬山會議前夕曾贊同過彭德懷的「萬言書」，而在彭被打倒之後，又迅速轉向而高調批判彭，並污其為「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等。
這變臉比翻書還快，足以證明陳伯達作為「政客」的嘴臉。而他所親手製造的「冀東慘案」就更加令人不恥了】
他們在紅衛兵的小報中，把所有批評陶鑄、王任重的信息都集中起來，同時又去查陶鑄和王任重在那段時間裏所批發的文件。這一查就出了問題，中南局所發的堅決執行「資反路線」的文件是最多的。
1966年7月初，陶鑄有一次在北京大學的大會上講話說，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的領導，反對黨的領導就是反革命。而最積極反工作組的正是偉大領袖。
劉少奇、鄧小平在主席回京前，還批發了中南局寫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報告》，說學生中有很多右派，要等他們充分暴露後，及時反擊。
廣東省公安廳還用對付現行反革命的特種技術手段，來偵察大專院校的學生動態，被偵察的對象有好幾百人。有一個學院竟有四五個班級被列為嚴密偵察的對象。在陶鑄等人策動下，有許多工人、學生被捕、被打、被審訊。
僅武漢市，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就逮捕了四五百人，而且都給他們戴上了手銬腳鐐。甚至還有被判處死刑的。王任重說這次運動，湖北要抓三四十萬個右派。
直到毛澤東1966年7月18日回京前，陶鑄和王任重還在向中南局發指示說，這次運動要打擊的右派，可能比1957年反右運動時還要多。毛主席如果看了這些材料，會對陶鑄的看法發生改變。
戚本禹認為還有一件事，涉及陶鑄的私德。
曾志在嫁給陶鑄前，有過兩次婚姻，第二任丈夫蔡協民曾經給毛澤東做過秘書，他被捕後，陶鑄就跟曾志同居了。
不久曾志生下來一個孩子，但那是蔡協民和曾志的孩子。曾志把這個孩子送到孩子奶奶那裏去了。
蔡協民出獄後，要求恢復組織關係。
但陶鑄說，因為他被捕過，到底是怎麼放出來的情況還弄不清楚，就沒給他接組織關係。
於是蔡協民就只好到處去流浪。在流浪期間又被國民黨抓住，並把他處死了。
1967年初的時候，那個孩子來了，要為父親伸冤，告陶鑄。
毛澤東也過問了這件事情。
當然，這不一定準確。按照陶鑄的女兒陶斯亮的說法：
父親和我母親相遇的時候，我母親當時雖然比他小三歲，但她已經是有兩任丈夫犧牲了。而且已經是準備生第三個孩子。當時他們做地下工作假扮夫妻在一起生活，就逐漸產生了真的感情。
這種事情很難查證，不是大事，但是會影響領袖對他的觀感。
綜合這些因素，陶鑄終於被「放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