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9年初插隊落戶的楊坪，共有三女四男七名知青。我們七人下鄉之前屬於同一所中學同一個班級，但是，我們三個女生和那四個男生之間是不說話的，因為那四個男生屬於紅五類，而我們三個女生是兩黑一麻。這種同班同學之間的階級分野是「文革」初期開始的。
三年困難時期過後，剛剛能吃飽肚子了，偉大領袖就在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1966年5月4日，《解放軍報》發表了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再接再厲，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如果前一篇社論，只是營造氣氛，那麼6月1日這篇社論，直接吹響了「文革」的號角。
《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之後的一個下午，成都二中我們班上的團支書突然宣佈：全班都去禮堂開會，黑五類子女留下！我不知道我該留下還是去開會，因為我逝去的父親曾是「右派」。
偉大領袖說過，「右派」問題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我天真地以為，勞改農場才是關押犯人的地方，父親不是犯人，因為他被判的是勞教。何況我父親1961年就被釋放回家——他回家沒幾天就去世了，我想當然地認為，釋放就意味着摘帽，摘了帽就算回歸人民隊伍了。
但是我拿不準，所以忐忑不安地請示班上的團支部書記：我父親是摘帽「右派」，我算不算黑五類子女？她白眼一翻，對我說：你算。留下！
大約半個多小時以後，去禮堂開會的同學就回到了教室。他們進來之後，一位革干出身的同學就叫大家把教室里的桌椅分成三組，每組都是課桌拼在中間，形成一張大桌子，四周是椅子。然後這位紅五類同學宣佈，黑五類子女分為一組，坐在靠黑板一頭，麻五類同學坐中間，紅五類同學坐另一頭——以家庭出身為界的人為分野就這樣在同班同學中形成了。
革命幹部家庭出身的同學不多，大約只有四五名，但是如果把父親是共產黨員的都算進去，再加上工人家庭和貧下中農家庭的子女，我班紅五類族，大約有十數人。人數最多的是麻五類，即既不是紅五類又不是黑五類人家的子女。我所在的黑五類族人數最少，只有七八個。
對於學校里階級路線的貫徹方式，我還是比較熟悉的。我小升初，初升高，填報志願都是重點中學，結果都未遂願。我明白，不是我考試成績有問題，而是我的家庭出身有問題。畢竟，家裏已經有了兩個先例。
二哥當年考大學被分到了志願之外的川農，畢業後考研究生，雖然被同學們譽為「種子選手」，還是落榜分配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後來政工幹部告訴他，落榜是因為出身問題（他「文革」後參加首批研究生招考，成為著名土壤學家侯光炯的研究生）。
三哥初升高時，學校要保送他上本校高中，此事盡人皆知，大家羨慕，但發現他有出身問題之後，取消了保送，叫他自己考試，而且一定得考本校高中。三哥遵從了，但心裏很不爽，開學後有兩個星期沒去上學。有兩個哥哥的例子在前，我對落榜於自己中意的重點學校而去了一般學校，是有思想準備的。
接納我的成都二中是一所極普通的中學。我們班一共也就五十來個學生，具有階級敵人家庭背景的學生人數，卻超過了10%。如果不是「狗崽子」們特別優秀，考上高中的特別多，那就是階級敵人在成都市民中超過了10%，這個比例遠高於一貫以來強調的5%，即「一小撮」。
非我族類，其心當誅。大家分組入座以後，紅五類族那邊就有兩個革干出身的男生，威風凜凜地走到我們黑五類族這邊來，大聲喝令我旁邊的女同學艾蓉站起來，交待她父親解放前的反革命土匪罪行。我們都是1949年前後才出生的，那時都是十五六歲的年紀，艾蓉哪裏知道她父親解放前的什麼「罪行」？她站着，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那兩個男生中的一人，就解下腰間的皮帶，在空中揮舞得嘩啦啦地響。艾蓉渾身顫抖，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淌，後來索性雙手捂面抽泣。我坐在艾蓉旁邊，皮帶抽起來的風，掠過我的耳畔，感到冷得心裏發抖，儘管這時候的窗外，仲夏的驕陽似火。還好，他們的「霸王鞭」，沒有抽到艾蓉身上。
我家離艾蓉家不遠，我倆上學放學常常同路。我去過她家。她父母都講山東話，是解放前從山東過來的。她早就告訴過我，她父親抗日時期，拉起了一支抗日游擊隊。後來隊伍垮了，日本人進佔了山東，她父母就從山東逃難到成都了，她就是在成都出生的。現在想來，她父親組織的游擊隊是自發性的，沒有共產黨員領導，所以就被視為土匪。如果有黨員領導，她父親可能就是革命幹部了，艾蓉那時就應躋身於紅五類族中了。
艾蓉學習成績很好，我們黑五類這組，好像學習都不錯。其中，守常同學更是書畫俱佳，多才多藝。他後來成了四川省美術家協會和中國書法家協會的會員，但那是「文革」以後的事了。
三中的紅衛兵去抄了艾蓉家。我們班上的紅五類同學，抄了我們那組黑五類中另外兩位女生的家。他們原本也想來抄我家的，大約了解到我家一貧如洗，無甚可抄，而且我主動上交了家中僅存的幾本線裝書和兩個乾隆年間的龍鳳瓷盤，他們就沒有光顧我家了。
也許是因為後來太忙了——成都二中紅衛兵組織「紅闖將」的領袖人物就是我們班的，我班紅五類族沒有再追究艾蓉父親的「土匪」罪行。但是，那天那兩人殺氣騰騰的表演，使我們這些黑五類子女此後在班上戰戰兢兢，對他們「敬而遠之」。
我們嚇得戰戰兢兢，對他們有沒有「腹誹」呢？大約還是有的。有一段時間，流行「忠字舞」，不管喜歡不喜歡，會不會跳舞，每個人都必須學着跳。我班有個紅五類女生跳得特別賣勁，她發育比我們早，那時就顯得很豐滿。跳「忠字舞」時，她總是站前排，挺胸翹臀，十二分地賣弄，以示「忠誠」。我們幾個黑五類站在後面，無奈地跟着比劃，心裏對她很是不屑。
我們二中「紅闖將」的領袖，綽號「XX」（此處隱去二字），因「文革」之前打籃球時，在球場上不守規矩橫衝直闖而暴得大名。我們下鄉以後，聽說有高三的男生養狗，給狗取名，就用了那綽號。
紅五類同學中，也有和我們關係不錯的。我們的班長包包兒，貧農出身，也是紅五類，但她沒有半點把我們看成「非我族類」的意思。那時候，我對那副著名的對聯很想不通，我認為黨的階級路線應該是「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因為許多革命領袖，包括革命導師恩格斯，都出身剝削階級。包包兒去北京串聯之前的一個晚上，我和我的麻五類好友俊儒，很認真地囑託包包兒到了北京，一定要去中央文革辦公室打聽一下，真正的階級路線是什麼。
包包兒從北京回來後，告訴俊儒，北京有人把下聯「老子反動兒混蛋」改成了「老子反動兒反叛」。俊儒雖然覺得上聯也有很大問題——她向來看不起班上那個耀武揚威學習成績極其一般的革軍子弟，但還是覺得新對聯中的「兒反叛」比「兒混蛋」好得多，就找來紙墨，寫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反叛」，貼在教室的後門上。這就跟前門上紅五類同學貼的「兒混蛋」對聯，唱上了對台戲。紅五類同學中一個男生看到後，對俊儒說：反叛？反過來又叛過去還差不多。你要注意立場問題！
俊儒一直沒有「注意立場問題」。1968年底，偉大領袖號召我們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工宣隊讓我們自由組合。俊儒找到我，要和我在一起，我倆又邀請艾蓉加入，三人一組，被分配到了名山縣合江公社的楊坪。
沒有料到的是，同時分到楊坪的，還有四個紅五類的男生。雖然這些男生中，沒有趾高氣揚的革乾子女，但是沿襲「文革」初期就劃分出的階級陣營，他們不跟我們說話。當然，我們也沒有半點想跟他們搭訕的意思，儘管我們同在一個生產隊，住處相距不到百米。
記得我們跟男生還是有兩次「交往」。那時我們三個女生基本上每天出工，糧食也基本夠吃，雖然每年有那麼一兩個月，跟當地農民一樣，青黃不接，只能吃土豆紅薯玉米。這四個男生出工的日子比我們少得多，掙的工分少，分的糧食就少。有一次他們無米下鍋了，派出其中一人，到我們的住處「借」米——他們「借」米是不還的。這個男生走到我們的住處門口，站定了，說：借點米來。我說：自己進來舀。他便直奔米罈子所在，大大方方地裝滿了他帶來的盆子。然後，一句「謝謝」都沒說，就端着一盆米離去了。
他走進來舀米時，熟門熟路，因為這些男生以前就偷過我們的米。但是，以前偷，還給我們剩一點，不會讓我們馬上就斷炊。後來的一次偷，就偷得我們米麵全無，連炒菜的油鹽，也偷得乾乾淨淨。那一次他們偷得如此徹底，可能是因為我們三個都回成都了。
我們從成都返回，要先坐長途客車三小時，在百丈區政府所在的街上下車，然後走二十里山路，才能回到楊坪。那天我們回到住處，又累又餓，想做飯，才發現米麵油鹽都給偷光了。倒是還有穀子，但是穀子要背到碾房那裏去碾出米，起碼得花兩個小時，才會有米下鍋。
我們飢腸轆轆，怒火中燒，決定去男生的住處吃一頓。畢竟，無論他們偷米還是「借」米，從來沒有還過——他們欠着我們的。
到了他們的住處，發現他們沒鎖門。於是我們進入廚房，找到他們的米和蔬菜油鹽，就開始煮飯。飯煮好了，炒了小半鍋青菜，我們盡興而吃。剛吃好，男生們就收工回來了。見我們在廚房裏，就站在外面踟躕着，不肯進屋。我們做好的飯菜都還有剩的，飯在蒸籠里，剩下不多的菜在鐵鍋里。至今想起來，我們揚長而去之前的得意之舉，是把他們鹽罐子裏的半罐鹽全部倒進了鍋里——也不知他們後來吃到那咸不勝鹹的青菜時，是一副什麼樣的表情！
那就是我們之間的最後一次「交往」。沒過多久，這四個男生都被招工進城了，因為他們是紅五類子女，屬於「可靠的革命接班人」，儘管他們勞動表現很差，還偷雞摸狗。主要是偷農民的蔬菜，間或捎上一隻雞——那時很多男知青，尤其是紅五類男知青，都幹這種事。農民拿他們沒辦法。他們走了，皆大歡喜。楊坪的農民當然也希望我們離開，離開了，就不會再分食他們交了公糧之後，所剩不多的口糧。但是，我們是黑五類，貧下中農推薦了，招工的幹部也不要我們。奈何！
1970年代後期，我們三個女知青也先後離開了楊坪。我和艾蓉進了川師，分屬77和78兩屆。俊儒在一家工廠里當技術幹部，沒有參加「文革」後的高考。
1980年代中期，雖然還在清除「精神污染」，但不怎麼提階級鬥爭了。我們三個女生回了一次楊坪，也去了一趟名山縣城，兩個早早就招進縣城工作的紅五類男生盡釋前嫌，請我們吃了一頓飯，飯桌上，大家相談甚歡。什麼「紅五類黑五類」，已經成了前朝往事過眼雲煙，無人再提了。當然，那些年他們偷米，我們把半罐鹽倒進他們的菜里，這樣無聊且令人尷尬的事情，也當沒有發生過，避而不談了。
後記
「文革」雖然過去四十多年了，當年我讀到遇羅克那篇為他引來殺身之禍的《出身論》時，那種興奮驚懼的感覺，仍然記憶猶新。我在街上花五分錢買了一份紅衛兵小報，仔細讀了上面的《出身論》。發現該文論述精闢例證詳實，對作者十分欽佩——欽佩他的才華，更欽佩他的勇氣。
說真話，在那個年代，需要置生死於度外的勇氣。我膽小，趕快把那份報紙藏進抽屜的底部，上面放上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我怕紅衛兵萬一來抄我家，發現這份報紙，將我暴打一頓。後來遇羅克因為這篇文章被槍斃了，又被平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