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49年，後趙皇帝石虎病逝了。
後趙，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割據政權，而是一個威震北方，疆域東到大海，西到河西，南到淮河，北達燕代，幾乎佔據半壁江山的龐大帝國。
但石虎一死，帝國瞬間就陷入到了萬劫不復的境地，石虎的兒子們，養孫們，帝國的將領們，好像餓瘋了的狼一樣齊齊撲向權力寶座，開始了瘋狂的撕咬和殘殺。
這對北地的老百姓來說是巨大的災難，但對偏安江南的東晉朝廷來說，似乎是一個天賜良機，北方政權強大時，朝廷興復無望，現在北方混亂，他們馬上就看到了收復中原，光復舊都的希望。
而就在此時，殷浩被推上了歷史的台前，肩負起了北伐的重任。
不過這場看似合理的北伐，最終卻以十分滑稽而悽慘的方式收尾，這次北伐的失敗，不僅讓東晉收復中原的夢想再再再一次的化為泡影，還把東晉內部的權力結構來了一次大洗牌。
一個強大的帝國為什麼會崩塌？一個絕佳的機會為什麼抓不住？讓我們抽絲剝繭，回到那個風雲激盪的年代。
簡單來說，石虎在位時異常殘暴，他的殘暴不止針對漢民，對自己的本族羯族也毫不手軟，尤其他殘酷無道的統治，使得後趙社會矛盾尖銳，百姓怨怒，就像一個隨時會爆炸的火藥桶一樣。
石虎在繼承人的問題上也有嚴重錯誤，臨終前，他沒有把皇位傳給年長有為的兒子，反而傳給了他年僅十歲的小兒子石世，石虎的另外一個兒子石遵，手握重兵，鎮守關中，聽說石世繼位，他很不服，率兵東進，一路上也沒遇到什麼抵抗，直接就抵達了後趙的都城鄴城，就是今天的河北臨漳。
此時，在鄴城掌握大權的是石虎的養孫冉閔，冉閔等人見風使舵，打開城門，石遵進城之後殺死石世，自立為帝。
石遵稱帝之後，因冉閔有從龍之功，被封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掌握了更大的軍權，但君臣之間並不和睦，石遵認為如此發展下去，冉閔將會成為巨大的威脅，於是想要設計除掉冉閔，不料走漏消息，反被冉閔先發制人，冉閔殺死石遵，扶持了石虎的另外一個兒子石鑒為帝，但石鑒已成傀儡，大權掌握在冉閔手中。
而這些事情，不過發生在數月之內，皇權的頻繁易主，導致中央朝廷對地方的權威大打折扣，後趙各處鎮守將領紛紛觀望，他們開始擁兵自重，拒絕承認中央政權，北方旋即陷入大混亂。
權力真空了，群雄逐鹿了，眼見就要血流成河了，那對於東晉來說，這不就是好到不能再好的機會了麼？
（冉閔）
北方如果是一頭巨獸，那麼現在這頭巨獸已經在轉圈咬自己的尾巴了，那正常來說，只要東晉皇帝的智商大於八十，肯定是要傾全國之兵，北上收復失地，飲馬黃河，名垂青史還不是分分鐘？
哎，這歷史啊，就是非常弔詭，您說這個時候東晉朝廷在幹嘛？
朝廷沒有北伐，而是忙着內鬥。
內鬥的兩位主角，一個是桓溫，一個是司馬昱。
荊州刺史桓溫，手握長江上游的兵權，此人雄才大略不必再提，數年前更是才滅掉巴蜀的成漢，聲威大震，桓溫當然是想要抓住這次北伐的機會的，他要通過北伐積累更高的聲望，至於積累這麼高的聲望做什麼？那不好說，有一種說法是，桓溫想要篡晉自立。
無論桓溫想要幹什麼，這次北伐如果讓桓溫掌握，那都不是司馬昱想要看到的，所以他把殷浩推了出來。
對於司馬昱要用殷浩北伐這件事，有一個成語足可評價，那就是：
付諸洪喬。
巧的是，這個成語的典故，正好來自於殷浩的父親，殷羨。
《世說新語·任誕》：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殷羨原本在京師做官，後來離開京師到豫章郡做太守，因為那時還沒有郵局，只能托人捎帶，於是在殷羨離開建康的時候，很多同僚就把書信交到殷羨的手上，讓殷羨捎帶給在豫章的親朋好友。
殷羨答應的很痛快，把這些信全都收下，結果殷羨離開京師之後，馬上把這些書信就都丟到了江中。
那殷羨為什麼要這麼幹呢？他自己說：
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因為殷羨發現，這些書信中有很多托人情，辦私事的內容，他不允許這樣的情況出現，所以把這些信件扔掉了。
現代社會常拿殷羨的事跡來做廉政教育，但換一個角度看，既然你殷羨打定主意不要為別人送信，當初幹嘛答應別人呢？所以對那些寫信的人來說，他們就是付諸洪喬，錯付於人了。
事實證明，清談名士如非要建功立業，除非你真的有金剛鑽，不然只會重蹈庾亮的覆轍。
在一片北伐的喧囂聲中，有一個不太引人注目的反對意見。
反對的意見雖然不引人注目，但反對者在歷史上極有名氣，誰呢？
王羲之時任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同為文化圈的人，而且王羲之在政壇和殷浩還多有接觸，他太知道殷浩幾斤幾兩了，所以王羲之說：
《晉王右軍集》卷之一：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
僅憑小小的江南之地，還想要爭奪天下，這不是自取滅亡麼？
王羲之為什麼這麼認為呢？
首先，如果要北伐，後勤是個問題，所謂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戰爭一開打，糧草輜重需要從江南地區千里迢迢的運往許昌，洛陽，甚至要北渡黃河，在王羲之看來，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其次，東晉內部並不團結，朝廷里掌握大權，身居高位者「未有深謀遠慮」，反而是「疲竭根本，各從所志」，大家不是為了北伐的統一目標而戰，反而是為了各自的利益而戰。
王羲之給殷浩也好，給司馬昱也罷，都寫過很多勸阻北伐的信件，以及口頭上的勸諫，而在這些話語和文字中，我們也得以一窺當時東晉社會的面貌。
為了讓當權者搞清楚東晉並不具備軍民一心團結起來，也無經濟和農業基礎來支持北伐，王羲之說：
《晉書》卷八十：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這些年對百姓太過剝削了，嚴刑峻法，路上到處都是受過刑的犯人，本朝之暴政，幾乎如同秦政，再這樣下去，陳勝，吳廣那樣的農民起義隨時可能會爆發。
王羲之還說：
《王羲之年譜》卷一：
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征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
社會情況已經如此糟糕，而朝廷為了籌備北伐，不斷加繳糧食，徵發徭役，面對這樣的情況，老百姓垂頭喪氣，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
王羲之本身就是地方長官，這都是他親眼所見，而絕非故意杜撰。
當然最重要的是，王羲之對殷浩實在沒有信心，讓一個書生去帶兵打仗，本身就是很魔幻的事情，他知道殷浩蹈虛，就是談理論還可以，但軍事是講究務實的，他的才能跟桓溫沒法比。
那麼基於以上判斷，王羲之建議，應該還保長江。
（王羲之）
他的戰略構想是，放棄不切實際的北伐幻想，將防線收縮到長江一線，要「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要讓百姓休養生息，恢復國力，等到「國家殷實，百姓富足」，軍隊士氣恢復之後，再考慮北伐。
所以王羲之反對北伐，不是因為文人王羲之膽小怕事，而是他對國力的冷靜評估，對時局的深刻洞察和對民生的深切關懷。
他看到了什麼？
他看到了一個千瘡百孔的東晉，他看到了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百姓，穿越數千年，我們閱讀《王羲之年譜》，《晉王右軍集》時，仍能看到王羲之的苦口婆心，體會到他真摯的懇求言辭。
這也證明，王羲之不僅是一位書法家，更是一位被藝術盛名所掩蓋的，有遠見的政治家。
只不過，忠言畢竟逆耳，最終被淹沒在光復中原的狂熱口號中。
公元352年，殷浩被正式任命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由此開始了他註定失敗的北伐。
就如他的父親殷羨說的那樣，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浩終究不是那個能渡江北上的人，東晉也不是那個能收復中原的朝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