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幾年來，由唐朝兩位著名的天相家李淳風和袁天罡編寫的中華預言第一奇書《推背圖》的相關圖讖內容，在坊間又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由於其對唐以及之後的王朝預言都十分準確，因此一些人試圖對似與當下中國國運有關的部分解讀，意在從中找出中國未來走向。
比如對《推背圖》六十幅圖像中的第42像，坊間就有着不同的解讀。其讖曰：「美人自西來，朝中日漸安，長弓在地，危而不危。」頌曰：「西方女子琵琶仙，皎皎衣裳色更鮮，此時渾跡居朝市，鬧亂君臣百萬般。」配圖是一位古代裝束的東方女子，抱着琵琶，端莊站在畫中間，其左邊是一個放在地上的彎弓，右邊臥着一隻玉兔。
關於這個圖讖各方是如何解讀的，筆者並不想贅述，大家可自行在網上搜索。筆者想要說的是在文革期間因為這一圖讖所引發的一樁冤案，而冤案的主角是2018年故去的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學泰先生。
1942年出生於北京的王學泰，1967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王學泰經歷了多次運動，不僅被打成「反動學生」而去農場勞動，還在「文革」後期因言獲罪被判了13年。在看守所和監獄裏待的三年多的經歷，讓他給世人留下了一部記錄那個荒誕時代的《監獄瑣記》，書中一個個荒誕、離奇的故事，一個個或善良或醜惡或八面玲瓏或命運多舛的普通人，都讓人唏噓。
正如王先生所言，他的前半生都是由外部力量決定的，「不知道方向，也不知道彼岸」，而這個外部力量正是禍國殃民的中共。不僅僅是王學泰，當年，哪一個中國人的命運沉浮不與此有關呢？而幾十年後的今天，又有多大的改變呢？
那麼，王學泰因言獲罪究竟是怎麼回事呢？《監獄瑣記》講述了這樁荒誕的案子。
1969年王學泰因愛說「風涼話」被打成「反動學生」勞動考察結束後回到學校，1971年被分配到房山縣中學。當時文革雖未結束，但政治環境較以往稍顯寬鬆，尤其林彪事件發生後，除了極少數人外，大多數人並沒有感到有什麼變化，人們壓抑的心理達到了極限，又因為沒有正常渠道宣洩，各種流言、小道消息、不滿開始在民眾間傳播。這再次引起了中共當權者的恐慌，不斷增加打擊力度，而有着獨立思考、管不住嘴的王學泰再次犯了中共的忌諱。
1975年傳統新年，王學泰在家裏過寒假，突然大學同學章鴻遠來到他家，對他說：「學泰，《推背圖》出事了。我把它借給朝陽區文化館一個姓顧的朋友，他把它複印了。顧某因為罵江青被『板團』（指樣板戲劇團）的人揭發了。他把我牽扯了出來。公安緊着找我，追查《推背圖》的來源，我實在頂不住，只得把老兄交代出來了。對不起你，如果無事便罷，真出事，連累了你，以後補報。」
而王學泰的這本《推背圖》也不是他的，是他從結識的一位書友汪先生那裏借來的，借書的目的是為幫一位朋友將《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等注釋一下，因為《紅樓夢》第五回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看到的命運冊子格式與《推背圖》完全相同，所有想借來參考一下。
在看到第42像時，王學泰突發奇想：這不是江青嗎？「西方女子」寫其來自延安，「琵琶仙」寫其演藝出身；「皎皎衣裳」寫其重視服飾，推廣江氏「布拉吉」（指裙子）；「渾跡居朝市」寫她先賣藝，後發達；「鬧亂君臣百萬般」指其禍亂朝堂。後來，在朋友章某來訪閒聊時，他談到了《推背圖》，也談到了自己對42像中的「西來美人」的見解。章鴻遠也對這本奇書很感興趣，於是就將《推背圖》借走了。之後便出事了。
朝陽文化館顧某因為罵江青被告密，引起了中共高層的注意，便抄了他的家，還把《推背圖》的複印件找了出來，於是高層要將這個案子當作大案來辦。不久後，王學泰又聽一個搞創作的老同學說，北京文聯在召開的「業餘作家創作大會」上，提到「北京有幾個反革命分子攻擊和咒罵江青同志」。王學泰隱隱感到風雨欲來了。
過了正月十五，王學泰懷着隱憂和恐懼，回到了單位。果然第二天上午他就被公安帶到文教局隔離審查。審問他的一個是文教局的，姓曹，一個是公安局的，姓任。兩人都是四十多歲，剛開始還兜圈子，讓他主動交代近兩三年做過什麼錯事，在王學泰否認後，兩人直接切入正題，讓他談談《推背圖》的問題。
王學泰遂從一般讀書的角度談了自己讀《推背圖》的體會和用途，並表示自己並不相信它對時局的預言與推演。任某說不辯論《推背圖》的問題，而是交代自己據此說過什麼反動言論。王學泰深知承認的後果，因此堅持只承認「用過」此書，而且是正當的工作需要，沒有其它問題。在曹、任審了七八天無果後，王學泰被送到了房山縣公安局，屬於「傳訊」。
「傳訊」比拘留低一個檔次，王學泰被關在拘留所和看守所外的髒亂不堪的候訊室里。在這裏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後另篇介紹。
關在這裏，王學泰無所事事，沒有書看，也沒有人可以聊。奇怪的是，他只被提審了一次，簡單地問了問案由。十多天後，也就是3月23日，他被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七處——預審處和看守所。
進了半步橋看守所，第一件事就是搜檢，王學泰身上的錢、手錶、書包等都被一搜而空，放在儲物間中，然後他被帶到了K字樓5筒。關押犯人的主建築被犯人俗稱「K字樓」，是個鋼筋水泥建築，呈K字形，中間是大廳，四隻腿是筒道，大樓有三層，共有12個筒道。當時各筒的安排是：1筒關押的是重要政治犯，2和4筒關押外國人或特殊犯人，這三筒大多是單人房。3筒關押的是重病犯人，5至12筒關押的是男犯人。文革中，K字樓關押了許多文人墨客、專家學者、高官顯貴，如王光美的母親、葉劍英的親戚、鋼琴家劉詩昆、前宗教局局長徐邁進、小提琴演奏家楊秉蓀、男高音歌唱家劉秉義、世人聶紺弩、演員孫維世，等等。聶紺弩還有一首詩調侃K字樓的「盛況」，其中有兩句是「你也來來我也來，一番風雨幾翻歪」。
在王學泰來到K字樓時，上述名人除了被迫害致死外，大多被釋放，因此他大有冀北空群之感。他所在的房間大約有二十平方米，門在中間，對着門是通道，寬約八十公分，通道兩邊是不到三十公分的矮炕，據說不安高炕，是為了防止自殺。
安頓下來後，王學泰又被帶去照相，以驗明正身。他很快被提審。預審室很簡陋，但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犯人坐的凳子的腿兒是鐵的，而且是牢牢地鑄在水泥地上，不能撼動半分，大約是防備犯人以此襲擊審訊人員。
與之前的審訊不同，這裏的審訊人員單刀直入，明確告訴王學泰，他們倆無怨無仇，他在這裏審訊只是因為自己掙56塊錢工資。因此他直接點出要害問題「攻擊江青」。在1976年文革結束前，江青等依然掌握權力，依舊是一個不能隨便批評的人物。因此，王學泰深知，無論說江青好還是不好，都可能成為罪狀，所以他本能地迴避，推說自己記不清了。
預審員遂拿出《推背圖》中的第42像的圖片，指着追問王學泰是否記得這張圖，他只能承認記得。預審員又提醒他，「你與章說，那個女子像誰？」事已至此，王學泰只能承認了私下的不當言論，但並不認為特別嚴重，畢竟是私下言論。
可是預審員對他說：「你以為這是小事。你輕鬆地說：『我們不應該私下議論江青。』這是私下議論？這是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是反革命活動！是進行反革命宣傳！製造反革命輿論！」王學泰於是問：「如果與別人說話就是行動，那麼『言論』與『行動』還有沒有區別呢？」預審員的回答是「你自己與自己說，別人沒聽到，才是言論」。對於今天的年輕人而言，看到這樣的對話是否難以置信？然而，這是真實的歷史。
隨後，預審員又就章某與其的一些私下談話內容進行了核實，比如關於「上海派」代表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政治立場、手抄小說《第二次握手》等。
有意思的是，在那樣一個黑暗的年代，王學泰還居然想以《憲法》中的保護言論自由條款為自己辯護，但預審員的回答是：「《憲法》是保護人民的言論自由。你是階級敵人，當然不保護你的自由。」當王學泰說自己也是人民後，預審員又說出了同樣滑稽的言辭：「你是人民？人民有你那樣說話的嗎？從言論來看就證明你是敵人！」看看中共將人洗腦到何種地步，說話不僅毫無邏輯性，而且完全從中共的角度來斷是非。
在兩次提審後，王學泰「簽字畫押」，靜等宣判。彼時鄧小平復出主政，王學泰多少還存在一點幻想，但很快在天安門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四五」運動，在中共將其鎮壓、鄧重新被打倒後，政治氛圍又變得緊張起來。
1976年5月10日，王學泰被要求在逮捕證上簽字。7月26日，他被帶到北京市中級法院，一個女審判員向他宣讀了刑事判決書，上邊說該院「查明其在1972年到1973年夥同反革命分子章某『互相散步反動言論，惡意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誣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批林批孔運動』，『罪行嚴重，性質惡劣』，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一張沒有罪行內容，也沒有任何證據的紙，就這樣決定了王學泰的命運。
判刑後，34歲的王學泰被轉到了北京市第一監獄，其書中亦有不少對坐監中所見所聞和各類人物的描寫，一些筆者是聞所未聞，以後再另篇講述。在王學泰出事後，朋友遠離，妻子選擇與他離婚，兒女也與他劃清界限。他的朋友章鴻遠也被判刑關進了第一監獄。
1976年10月6日，江青等「四人幫」被華國鋒、葉劍英等拿下，文革結束。雖然在此後一段時間裏，反對「四人幫」的還是反革命，但隨着形勢的發展，特別是鄧小平於1977年7月重新掌權後，否定文革呼聲越來越高，這也影響了獄警等人的態度，他們也不再為難那些因「反革命罪」入獄的人，這些人願意看書就看書，願意寫上訴資料就寫上訴資料，願意隨意聊天就聊天，王學泰也是如此，過上了一段比較輕鬆的日子。
1977年夏天，王學泰在單獨會見家人時，向他們詳細講述了案件的整個過程，並將自己寫的申訴材料交給他們，由他們轉給了章家，章家送到了鄧小平家。章鴻遠的父親是一代名醫章次公，曾做過衛生部高級顧問，常常為中共高官診病，因此認識許多高官。當時鄧小平還未復出，其夫人卓琳就將材料轉到北京市高法。
在胡耀邦當上中共組織部長後，中共於1978年開始平反冤假錯案，雖然阻力很大，但慢慢地，從高官到普通民眾，很多人被釋放回家。加上鄧家的關係，王學泰案件很快發生了轉折。
1978年10月20日，王學泰被帶到一間會議室，北京中原的刑事審判庭劉廳長向他宣讀了新的「判決書」，在重複之前的罪名外，說「……具體內容主要是針對『四人幫』的，其中雖有有損毛XX光輝形象的錯誤言論，但屬於思想意識問題」，因此決定撤銷判決，「予以釋放」。
對此，王學泰表達了不滿，並拒絕簽字，在他看來，判決書中的用語前後矛盾，「前面你們說我說的，主要是針對『四人幫』的，後面又說影響毛XX光輝形象。」他認為，損害毛的形象的是「四人幫」，說自己針對「四人幫」，就是維護了毛的形象，說自己損害了毛的形象，就不能說是針對「四人幫」的。
法院的人也沒想到王學泰如此較真，劉廳長有些生氣，拍着桌子說「你不要以為放了你，你就什麼問題也沒有了。你的審判記錄還在案」。這下王學泰也生氣了，也與他槓上了：「是啊，我又沒讓你們放我，既然你們還有案底，認為我還有罪，還可以送我回去啊！我的監服還沒換。」此語一出，房間裏的空氣仿佛凝固了。
最後在監獄工作人員以其家屬已經來接他為由，勸說他不要置氣。王學泰想到為自己操碎了心的老母親，最終選擇簽下「收到判決書一份，但不同意」，法院審判員也接受了。
在監獄待了三年半後，王學泰終於自由了，家人們都非常高興。之後他選擇去北京市高院申訴，1979年初，他收到一份新的判決書，去掉了關於毛的說辭。在他1980年調入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後，市中法給他寄來了最終的判決書，這次將「主要是針對『四人幫』的」改成「都是針對『四人幫』的」，把原定「反革命罪不妥」改為「原判以反革命定罪判刑是錯誤的」。
僅僅因為閒聊《推背圖》就入獄三年半，王學泰的遭遇不過是他們這一代人的縮影。正如王學泰回首往事所感慨的，他們生在這樣的時代，個人、特別是普通人簡直如一粒塵沙可以忽略不計的，他們的一生任由命運撥弄，而讓他們這代人乃至中國人陷入深淵的，正是欺騙了無數人並竊取政權的邪惡中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