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年自然災害」以後，農業生產逐步有些恢復，城市生活的緊張情況也得到了緩解。但是好比一個人生了一場大病，剛剛恢復時，是沒有精神的，也不知道以後還能不能有健康的生活。所以60年代就感覺到一種迷茫的情緒，要不要做事情，能不能做事情？有的事情想要做也不敢做，怕越做越多錯誤。大家講話也非常謹慎，不談國事，更不談世界。想不到到了1966年下半年，又開始了一場新的大動亂——一場人為創造的、自上而下指導的大動亂。
文化大革命發生前夕，我們這些在政府機構（文字改革委員會——編注）工作的人員，每天奉命準時上班，上班就學習政治文件。有一天，學習空氣特別嚴肅，學習什麼呢？學習一篇《人民日報》的社論，這篇社論實際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篇社論中大罵兩種人：一種是教授，一種是工程師。第二天，繼續學習社論，也是如此，繼續罵教授，罵工程師。這是要幹什麼呢？大家惶惶如也，不知道究竟怎麼回事。到第三天，這個社論的口氣就轉變了，不再罵教授，不再罵工程師了。罵什麼呢？罵「反動學術權威」。隔了若干天以後，才有人告訴我說，由於《人民日報》反對、大罵、攻擊教授和工程師，引起國際上的強烈的不安和反對。所以第三天的社論口氣就改掉了，改為「反動學術權威」——實際指的還是教授和工程師。既然「學術權威」是「反動」的，那中國政府加以反對，國際社會就不好批評了。後來，這個反對的對象改變了，重點不是「反動學術權威」了，重點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當時，壞人被清楚地歸納成「地富反壞右」，即「黑五類」。這個時候呢，「黑五類」的構成有所改變，因為地主都被打倒了，「走資派」就變成第一類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的頭一兩年，我還是繼續準時上班、學習，但不做任何業務工作了。下午很早就下班回家休息了，沒有事情好做，只感覺到惶惶如也。大概到第三年，情況就越來越緊張了，開始設置「牛棚」。這個牛棚是關押「牛鬼蛇神」的地方。我們單位有三間大屋子，原來是汽車庫房，就把這三間汽車庫房收拾一下，放了很多張床，就成了「牛棚」，把「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等多種壞分子，都關押在這個地方，不許他們住在家裏。住在裏面，每天學習，每天勞動。我是屬於「反動學術權威」，所以也搬進去了。在我們單位，我們單位的領導吳玉章、胡愈之沒有被關到這裏面。第三位是秘書長葉籟士，是「走資派」就被關在這裏面了。「反動學術權威」呢，包括倪海曙、林漢達和我三個人。此外，我們單位當時七十幾個人，其中被劃為「黑幫」的有二十幾個，這些人全部被關在這個「牛棚」里。
「牛棚」的生活大概是這樣，上午主要學習《毛主席語錄》。這本語錄大概是中央文革小組發下來，可以說是一種高級的語錄，是油印的，字很大——有點像四號字這樣子。大本的，有好多本，不是一本兩本。主要是自學，自己看，不許做筆記，也不能帶回家，看完之後要上交。學這個《毛主席語錄》，倒的確使我開了眼界了，讓我知道了很多外面不知道的毛主席的講話。
除了學習，還得勞動。勞動就是去掃地、拔草、搬垃圾，諸如此類的勞動，不算很重。每天吃飯都得排隊，無論早飯、中飯，還是晚飯。因為我們是「反動學術權威」和「黑幫」，所以要讓其他人排在前面，讓他們先打飯。住在「牛棚」里，起初管理比較松，每個禮拜六可以回家住，禮拜天上午再回到「牛棚」。但是回家是有任務的，什麼任務呢？繼續「破四舊」。
二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把「破四舊」作為一個重點工作。那時我住在沙灘后街，這裏住的人越來越多，我們文改會的人沒有什麼增加，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其相關的人，越來越多。「破四舊」的時候是雷厲風行的，造成了一種恐怖氣氛，而且不斷聽大報告。報告中表揚有些「破四舊」做得好的，就是把家裏面的舊的東西都清除掉。所有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有關聯的東西，包括從前的文憑、證件、大學聘書、照片，都要燒掉。有的人甚至把祖上傳下來的家具也拿來砸掉。不許留外幣、白銀、黃金，等等。舊的線裝書也是「四舊」。我以前把很多書放在單位的一個小房間，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我們是「黑幫」，就不能去辦公了，辦公室就不能再放東西。於是我們的書也只好出售。起初出售，價格還是不錯的。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這些「黑幫」的工資就減少下來，起初大概是減掉一半，後來越減越少，最後減到我一個月只有35塊錢。這35塊錢還得扣除需要上交的各種費用——具體我記不清楚，反正是沒有錢吃飯了。我奉命「破四舊」，把從前的文憑、獎狀、獎章以及有關資本主義的著作，一樣一樣都毀掉。有很大的爐子，把這些舊書燒掉。我的太太張允和，她是搞歷史的，她有一部《二十四史》，就賣給了舊書店——舊書店的人到我們大院裏一家一家地收舊書，一部《二十四史》賣了多少錢呢？賣14塊人民幣。收舊書的人已經很客氣了，否則要論斤稱，大概只能給7塊錢也賣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