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使北大數百名學生罹難。他們位列「五類分子」之末，面臨着無處不在的歧視和欺侮，被迫進行無休無止的認罪和自污，還有很多人要從事超負荷的繁重體力勞動，幾乎超過了常人能夠忍受的極限。即使摘了帽，也仍然是賤民，看不到未來，找不到希望。在這種令人窒息的環境中，很多人迫切地想逃離。不少人不約而同地想到一個途徑——逃港。
在當時邊境壁壘森嚴的檢查和警備下，逃港談何容易！但一些無畏者情願冒死一試。在實施逃港和試圖逃港的北大右派學生中，唯一成功的只有物理系學生沈迪克和化學系學生梁成金夫婦。
沈迪克、梁成金的驚險歷程
沈迪克出身於軍醫家庭，1949年，其父隨國民黨逃往台灣，在台灣曾擔任國民黨海軍總醫院院長。父親去台時，沈迪克已是上海交通大學物理系學生。他跟隨潮流報名參加解放軍，因出身的包袱太重，他一開始就受到歧視。先在空政文工團做圖書管理員，後調到空軍直屬機關做文化教員。在此他邂逅了梁成金。
梁成金是廣東人，畢業於廣州女子師範學校，1951年參軍，1952年到北京空直機關做文化教員。沈、梁二人在工作中相識相愛。1954年，他們同時轉業，又同時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和化學系。在北大，他們是出雙入對的一對情侶。
1957年鳴放中，沈迪克是活躍分子，因出身所受到的歧視使他對以政治條件劃分的等級有切膚之痛。他以「談談」的筆名寫出了《談談無階級社會中人的等級》的著名大字報，並由此被打成極右分子。而不問政治的梁成金則因不能與沈迪克劃清界限，也被劃為右派。他們的命運由此發生轉變。
1958年，沈迪克被遣送北京無線電儀器廠勞動考察，而同年畢業的梁成金則被分配到內蒙呼和浩特科委所屬的科技學校任教。這對苦難中的情侶仍然維繫着他們的愛情。1960年寒假，來京探親的梁成金與沈迪克同居並懷孕，同年暑假，大腹便便的梁成金與沈迪克在京領了結婚證。
新婚有孕的梁成金沒有來得及享受愛情的甜蜜，卻遭遇到一個沉重的打擊。一天，沈迪克告訴她，因為與同廠勞動的一個右派女同學產生感情糾葛，又沒有與其結婚，那個女同學向廠領導舉報了他，廠領導準備將他開除，送去勞教。備受打擊的梁成金只能獨自離開北京，去天津親戚家生產，並於10月下旬獨自產下一個女兒。產假期滿後，梁成金帶着女兒回到呼和浩特的單位。但一個右派的29元生活費根本無力養活母女二人。此時沈迪克也面臨着如果不去勞教，則只能去自謀生路的絕境。在那個計劃經濟和政治管控無孔不入的年代，幾乎沒有自謀生路的空間！但二人已別無他法，梁成金選擇了辭職，與沈迪克一起攜女兒回到廣州的老家。後沈迪克回到自己的老家成都。兩人用北大高材生的智慧開始謀劃賺錢謀生、伺機逃港。
沈迪克發現當時饑荒嚴重，食物匱乏，很多人都去釣魚以求果腹，但國產的釣魚線質量不佳，魚難上鈎。於是二人開始做釣魚線生意。由梁成金在廣州黑市購得港產釣魚線，整理後轉交沈迪克在成都售出。先零售後批發，在短時間內獲利頗豐。兩人深知這是風險極大的生意，做長了必會出婁子。因此在賺夠出逃的費用後即收手不幹了。梁成金將所賺的錢購買了金首飾，又找到打金鋪淬鍊成足金，蓋因蛇頭只要足金的。正當他們在托關係找蛇頭以求偷渡的時候，環境已經進一步惡化。梁成金回憶：
一九六二年五月一日，二龍街派出所的高同志來到我家，很嚴肅地告訴我：「你們五類分子即地（地主），富（富農），反（反革命），壞（壞分子），右（右派）要馬上遷走，因為五類分子是人民的公敵，一律不准住在廣州市區，要回去農村落戶，接受農民勞動改造，你是右派分子，你和你女兒得趕快回鄉務農，她說的話猶如法律的判文，即時生效。」過了五天，她又來訪，即時問我要去那裏，高同志是公安局的幹部，在她管轄下的區內，掌握生、死、關、押大權的，我們說話時都非常小心，我告訴她我世代都住此地，這幢房子是曾祖手建的，大家都不知道鄉下在那裏，至於母親娘家，那是珠海南屏，所有親人早都夠去外國，她一聽說「珠海」兩字立即要我停話，因為此地屬邊防區，與澳門相接，普通人等進入都要持有公安局邊防通行證，她即時說：我會找地方送你去，言下之意，勞改營在等候你呢！
我家大小三口人（夫婦兩人均右派，育一周歲女嬰），沈迪克是極右派，58年被判到工廠勞動，61年初回老家成都。我在同期退職回穗，也不可能與夫同居，雙方都是無業游民，又是不同地區的戶口，在此情況下，他也無法解除我的困境。
自從六一年我從內蒙退職回家後，一直都在找關係，籌資本，要逃出去，現在急需想法，一切在所不惜拼出去，正當此時，我們聯絡的機會到了。
皇天不負有心人，通過了弟弟朋友的數層關係，五月十日早晨終於踏上路途，匆匆忙忙提起個小包袱，背上小女娃，開始走上自由路的第一步，在一個小公路的車站上匯合了孩子的爸老沈，他剛從四川趕來，三人同登上一部破舊的公車，顛簸於泥濘的公路上，足有三小時的路程。離開巴士後，有人帶我們去入住客棧，當年在中國入住的手續是要出差證明的，一封由工作單位出具的函件，內容是××人今天到此地公幹，信的頭款印有工作單位的名字，下款是工作單位的「豆腐印」，一般是木頭刻的。中國歷來就沒有自由旅行這回事，離開了家鄉就稱為「盲流」，這就教會了人們如何去干「非法的勾當」。出門前子祥弟也不知何時在學校中撿到那樣的『出差函件』，交了給我，這無疑是旅行者的護身符，我持此信順利地渡了頭一夜。
第二天，在有關鍵的人員帶領下，穿過一些小徑，一條小擺渡把我們引進一個小小村莊，領頭的是『蛇頭』（靠偷運人出國的黑幫），他點明該收的路費——拿了一條小繩子穿上十多隻金戒指（24k的足金，我也沒有稱重，我估計是二兩左右），看來他滿意了這份收益才把我們安排在一農民家住宿，無奈的等了整七日，每天只供兩碗「潮州粥」，偶而他們打到了魚，也有海鮮入肚，代價是榨取我們的所有。直到五月十八日，天剛亮就被告知，「要上路」，意思是說有船出海了，趕忙從那個破農舍奔出。她爹背着小娃，我提起唯一的布袋，和一瓶清水，連滾帶跳的衝出去，隨着一群同路人翻越一個不很高的山頭，再直落至海灣，一望無際的南中國海就展示在眼前。
這隻小船在風浪中漂流了多個小時，險象環生，終於遇到一艘接納他們的帆船，將船上的人和小船拖到了香港。
到香港後，港警見沈迪克、梁成金一副書生模樣，料想是落難的知識分子，便另眼相看，態度客氣，詢問中又知梁成金的叔父在香港警局任職，便告知他們這樣的情況可以立即取得合法居留權。幸運的夫婦倆沒有像其他偷渡客那樣被遣返或關押，很快順利地留在了香港。
初到香港的生活極其艱難，二人為謀生曾當過工人，做過寫手。直到1964年，沈迪克獲得香港大學物理系助教職位，一家人的生活才開始走上正軌。70年代，沈迪克申請到去英國牛津攻讀博士的機會，梁成金帶着四個孩子隨往。博士畢業後，沈迪克獲得了港大更高待遇的教職。[1]
沈迪克和梁成金是北大右派學生中唯一逃港成功者，也是右派人生之旅的幸運者。沈迪克得以在世界知名學府中深造，成為具有專業造詣的學者。而無數與他一樣極具才華的北大學生右派，卻在備受歧視和踐踏的環境中苟且生存，蹉跎了20年。而沈迪克後來在學業成功、事業穩定之後卻移情別戀，深深傷害了梁成金。但梁成金獲得的最大安慰是，四個孩子都以孝心和摯愛來回報母親，他們因在海外得到了良好教育，也都有不錯的職業發展。
陳斯駿三次逃港失敗
逃港之路是如此艱辛和驚險，以至於再沒有人能複製他們的幸運。北大歷史系54級右派學生陳斯駿就曾三次偷渡未遂。
陳斯駿，1930年生，曾求學於香港，工作於廣東，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其父陳卓凡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曾任廣東省參事室主任，廣東省政協副秘書長等職。其兄陳斯聰畢業於清華大學。1957年，因寫了一篇文章評論沙俄海軍上將烏沙科夫，便被冠以反蘇罪名，在58年初反右補課時被打成右派。其父、兄同時被打成右派。1959年被分配到內蒙古師範學院工作。有大半年時間被安排去放馬，後又在資料室工作了一兩年，摘帽後講過課。1962年秋，學校精簡一批教師，陳斯駿在列。他要求調回廣州，獲得批准。但到廣州後，因右派身份，沒有被安排正式工作，只能做代課教師。文革中，連代課教師的工作也不再有，被安排到一家街道小廠當工人。文革中後期，陳斯駿無端受到多次批鬥，身心大受摧殘，感覺到了窮途末路，他決定逃港。當時廣東逃港成風，陳斯駿約了夥伴，做了精心準備，包括製作假通行證，從老偷渡客那裏取得繞過邊防警的路線圖等，他三次從不同路線逃港，均未成功。一次離對岸僅百餘米，仍被民兵抓獲；另一次被警犬將衣褲撕得稀爛，全身被抓咬了十二處傷口。當年因廣東逃港者太多，故每次被抓獲後，都短期監禁勞改後釋放。
陳斯駿的父親陳卓凡於1976年去世，沒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陳斯駿在年近半百時，終於等來了右派改正的通知。改正後他在父親的朋友、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吳南生幫助下，調入暨南大學歷史系任教，迎來了災難和坎坷之後的重生。[2]
與陳斯駿的三次逃港未遂，被短期監禁勞改的經歷相比，另外幾個企圖逃港的右派學生遭遇要慘烈得多。
袁植芬、張強華、王又羋結局慘烈
1958年3月8日，生物系53級右派學生袁植芬、張強華和物理系54級右派學生王又羋被遣送到北京製藥廠勞動考察。北京大學和北京其他幾個院校的一些右派學生於同日到達。一進門，只見迎面掛着一條巨大橫幅：右派先生，歡迎你們，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這種接待方式，給了學生們一個下馬威。
精神上的極度壓抑，大躍進的荒唐氛圍，使右派學生們感覺無以安身立命。張強華回憶：我等決非迂腐之輩，沒有愚忠的思想，更不想引頸就戮。「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出走香港，一直是被劃為右派後的夢寐以求。而他們中最有條件去香港的，是從香港回來自投羅網的右派袁植芬。
袁植芬的父親袁勵民是殼牌石油公司的香港代理，是頗有實力的資本家。袁植芬四十年代末曾就讀於北大預科，後隨父到香港生活，因有感於新中國的成立和大陸對僑胞的宣傳，袁植芬返回大陸，並重返北大求學。袁植芬過慣港式生活，消費高，言談隨意，成為當時學生中的另類。在肅反運動中，他曾因其生活作風受到批判。在57年鳴放中，他吸取教訓，未敢有所動作，只在他人的大字報上簽了個名。57年暑假前，他獲得簽證去港探親。豈料在他走後，他簽名的大字報被批為右派言論，他因簽名和之前的表現，被缺席劃為右派，這一切，在香港的袁植芬毫不知情。
袁植芬在香港看到港報所載大陸反右報道，在返京問題上即有所顧慮。無奈他當時已經結婚並有了四個子女，其妻子是著名畫家司徒喬之女司徒園。司徒園與父母和孩子均在京，當時一再催促袁植芬儘快返京。袁植芬未曾想到自己只在大字報上簽了個名字就會被打成右派，遂於1957年11月底返回北大，成為自投羅網的右派。
袁植芬被劃為右派並被送往北京製藥廠勞動考察後，對自己的回京之舉後悔不迭。但為時已晚，他再想去港，就需重新申請。製藥廠的右派難友們都寄希望於袁植芬，認為以袁的特殊身份或許能夠獲准去港，為其他弟兄們打個前站。
張強華回憶：當時，袁植芬、王又羋、張強華和另一位清華右派學生趙樹范在一起議論過此事，袁植芬表示，他如能先去港，則可在港安排幾個難友的生活。因此，袁植芬向公安局提出了回港探親的申請，但遲遲沒有獲批。而且，此舉引起了製藥廠領導的注意。在一次給右派的訓話會上，廠領導警告：你們中的一些人，想去香港的舉手！這樣的威脅，促成了袁植芬偷渡的決心。
1959年年底的一天，袁植芬由同在製藥廠勞動的清華右派趙樹范陪同，自華清園浴池出來準備搭乘公交車去火車站時，被兩名盯梢的公安局便衣帶走。當場袁趁機將早已購買的去廣州的車票托趙退票。次日，袁妻司徒園被告知，其丈夫被拘留審查。不久，袁植芬以莫須有的罪名被送勞動教養，全廠為此轟動，也引起了右派們的惶恐不安。
張強華回憶，當年作為一個書呆子，「憑着我的一點法律知識，以為我雖與袁植芬商談過偷渡的事，但沒有任何偷渡的行動，光憑言論不能構成指控我犯偷渡罪的法律依據。因此雖有點忐忑不安，但仍處之泰然。豈不知，厄運正在悄悄逼近，一場大禍即將從天而降！1960年4月29日深夜，我終於被捕。從此我完全失去了自由，陷入萬丈深淵。」
張強華被關入北京草嵐子看守所。他記錄了初審時審訊員與他的對話：
審訊員：你為什麼要逃往香港？
張：我並沒有逃。你們不是在邊境線上抓住我的，而是在製藥廠的大烘箱裏把我逮捕的！
審訊員：讓你到了國境線就那麼容易捉住你？還能有今天對你的審訊？好囂張！你們怎麼策劃的？
張：我們沒有策劃，只是彼此聊聊而已。
審訊員：這就是策劃，就是密謀。難道你們敢公開商量？你們為什麼要逃出去？
張：我們想出去，因為受不了藥廠工人對我們的歧視和瞎監督。
審訊員：政府為了挽救你們，給你們右派分子出路，讓你們勞動，給你們飯吃，提供你們改造的機會，難道虧待了你們？像你們這種人逃到國外，豈不餓死？
經過連續不斷的疲勞轟炸式的提審，張強華被迫承認了莫須有的罪行。根據老資格犯人的提示，他寫了數萬字的交代，他自稱為「又臭又長」。在回顧當時的心態時，張強華說：我把奉為人生準則的、美好的東西，用自己的筆來加以否定，於心不忍且不心甘。我為自己喪失鬥志與人格，背叛固有的信奉，而感到羞愧！
寫過自供狀之後，張強華被轉入自新路看守所。等待數月，1960年底，他被押送法院開庭審理。在空蕩蕩的法庭上，走完了既定程序。又過了一年余，在1962年3月，張強華收到了判決書，他被以反革命叛國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同案的有清華右派學生趙樹范，被判12年，北大物理系右派學生王又羋，被判8年。
袁植芬沒有與他們同案，他因為在勞教所與幾個難友一起商議過越獄逃跑，罪上加罪，被判處了死緩。
張強華回憶：1961年底，我因肺結核惡化，被調入了重病號監，在這裏，我遇到了同時調入的袁植芬。平時好享受的袁植芬，在被捕前是個胖子，被捕後被肺結核、腸結核、骨結核多種病魔纏身的他，如今瘦得已是皮包骨頭，蜷縮在監房靠牆的一角，其慘狀令人心碎！我記得：他瞪大着眼睛，用乞求原諒的目光向我說：「是我連累了你。」是的，袁被捕後，他的供詞必然涉及我與他的在製藥廠時共謀偷渡之事；然而，我心裏有數，即使沒有他的交代，我的被捕也是必然的事。我不會遷怨於同窗。
張強華是幸運的，只因重病號每天可以吃到一頓煮得稀爛的菜湯麵條，他的病情奇蹟般地得到穩定。在他離開重病房後不到兩個月，袁植芬由於疾病和飢餓，死於獄中。這個本來一帆風順、毫無心機的北大學子，只因一念之差，便踏上了他從未想到的不歸路！
張強華後來輾轉於北京、上海、安徽等地的監獄和勞改農場，歷盡坎坷。他還記得，在1968年的「五一」節前夕，鎮壓反革命分子林昭的公判大會在提籃橋監獄召開，勞改隊全體犯人都集中收聽了大會的實況轉播。林昭由於在監獄中的抗爭，已經成為當時監獄中的知名人物。張強華只能強忍內心的悲傷和憤懣，默默在心中向這位校友致敬與誌哀！
與張強華同案的難友王又羋，在刑滿出獄後精神已不正常，患有殺人妄想症，其家人因其病症只能將其送進收容所。他雖然捱到了右派改正，卻因精神疾病根本無法正常生活，早早告別了人世。[3]
王克岩被便衣釣魚判重刑
2020年秋，我在採訪物理系54級右派學生劉顯生時，得知他的一位右派同學王克岩也曾因試圖逃港被判重刑。於是在當年年底，我去上海採訪張強華時，訪問了王克岩學長，了解到他的遭遇。
王克岩是上海人，父親是黃埔畢業的國民黨官員。1957年，王克岩因反蘇罪名被打成右派，他在南開學習的二弟也被打成右派，自殺身亡。王克岩被送往北京針織廠勞動考察。他因與工人發生爭執，無法忍受被歧視的境遇，跑回上海。但回上海後生活無着，看不到希望，於是與一些流落社會的青年人相識，在一起議論想去香港，不料遭公安局便衣釣魚，被捕入獄，於62年被以反革命叛國罪判刑20年。他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提籃橋監獄服刑至1965年，後被押送青海柴達木香日德農場服刑整15年。他在獄中不服罪，出於憤懣經常痛罵，因此直至1980年7月才出獄，以保外就醫名義釋放，結論留了尾巴。後回到上海，就職於上海零陵中學，規定不得從教，做普通職員。直至退休。
張強華與王克岩這對難友本不相識，在我採訪王克岩時，張強華也隨往，兩人一見如故，說起獄中苦難，有聊不完的話題。張強華苦澀地調侃王克岩：我判15年，你判20年，你比我牛啊！
王克岩平反後的境遇不盡人意，他80年代曾多次申請赴美被拒簽。與後來任教於上海格致中學、並成家立業的張強華相比，他終身未婚，無室無家，孤身一人住在上海一間閣樓亭子間裏，顯得十分淒涼。他早已皈依為基督徒，每天讀《聖經》度日。
願上帝保佑王克岩和那些同樣不幸的學長們，願他們來世幸福安寧，不再經歷今生的苦難困厄！
[1]以上記述均引自《梁成金自述》，未刊稿，友人提供。
[2]以上記述引自段靜修《未名錄》，北京時代弄潮文化發展公司，2011，第33頁。陳斯駿《別離未名湖後的歲月》，見《風雨歷程——北京大學歷史系1954級畢業50周年紀念》，自印本，第181~183頁。陳斯駿《劫灰絮語》，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12.
[3]以上記述引自張強華《煉獄人生》，中國三峽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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