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全國開展「大躍進」運動，公安機關也搞起「大躍進」，造成巨大的人間悲劇。（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學院，正趕上反右派鬥爭，親眼目睹院長錢端升被送到禮堂進行批鬥。他在整風運動初期給院黨委提了幾條意見，一點也不尖銳，卻在他出國後將他劃為右派。1958年，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
筆者生來有幸，趕上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能夠親身體會到半個多世紀的風雲變幻，明白很多道理。儘管在這些政治運動中，我也曾險象環生，但每次都能安然度過。比起那些遭到滅頂之災的無辜的同時代人，我是很幸運的。
1952年暑假，我還是一個上中學的少年，作為學生代表之一，參加了安徽省在蕪湖市舉辦的中學教師思想改造運動，任務是幫助老師交代自己的政治歷史問題，為期三個月。因為我政治覺悟太低，什麼也不懂，對老師畢恭畢敬，說話有時還臉紅，幫助老師更是無從談起，於是當上了義務勤雜工，打掃室內外衛生。不過開批判鬥爭大會時，我們學生代表都參加，看到尊敬的老師被人指着鼻子羞辱、謾罵，真不是滋味，既同情又無奈，害怕出什麼問題。
把全省一千多名「有問題」的老師，集中到今天的安徽師範大學改造思想，是安徽教育界解放後的一件大事。大學建築物圍繞褚山，風景十分優美，站在山上，滾滾長江就在腳下流淌。只要有空，還是孩子的我們，到山上盡情地玩樂。可是，自從有幾個老師過不了關，吊死在褚山的樹林裏，從此以後我們再也不敢上山了。
思想運動改造結束後，一些老師神秘失蹤了，後來聽說，他們是反革命分子，被抓起來了。
1955年、1956年的內部肅反運動中，母校舒城中學最好的語文、數學和歷史老師，兩個自殺，一個被逮捕判刑，死在勞改農場（1978年後都平反了），又一次震動了我。餘悸未消，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正趕上反右派鬥爭，入校不久的一天，親眼目睹院長錢端升從印度訪問歸來，學校從機場將他直接送到禮堂進行批鬥。他在整風運動初期給院黨委提了幾條意見，一點也不尖銳，卻在他出國後將他劃為右派。在整風運動開始不久，中央派他代表中國法學家出國訪問，他怎麼也想不到會是這樣的結局。1954年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時，毛澤東親筆寫信給他，聘任他為憲法總顧問，毛的親筆信學校還作為校史展覽過，說明他在法學界的地位是很高的。錢端升和學校很多老師、同學被打成右派的事實，使我深刻認識到「禍從口出」的道理，從此小心翼翼，不敢胡言亂語，安然度過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
1958年，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提出短時期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超英（國）、趕美（國），十幾年內甚至幾年內過渡到共產主義。於是「大躍進」、公社化、大煉鋼鐵如火如荼開展起來。我們學校也建了十幾座小高爐，用木材和煤炭煉鐵，我也積極參加了，煉了幾個月，一塊合格的鐵也沒煉出來。1959年春天，飢餓在全國逐步蔓延起來，到了1960年，由於飢餓，營養不良，我也得了肝炎病、浮腫病，三個多月不能上課，住院治療（那時醫院人滿為患，住不上醫院，學校騰出十幾間房子，安置病人，醫院定期派醫生來看看）。所謂治療，就是不上課（那時北京的學校體育課一律停止，有的學校上半天課），臥床休息，減少熱量消耗，增加點營養品。三個月我得到2斤雞蛋、1斤豬肉的營養品補助。到了這年年底，全國先後有幾千萬人因飢餓而死亡，其中包括我的兩個在農村的叔伯堂兄和我的親姐夫。可是就在1958年，畝產幾千斤、幾萬斤、十幾萬斤糧食的新聞報導鋪天蓋地，國家領導人還為糧食吃不完發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