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好景不長，造反派越鬧越厲害了。造反派就到胡仙洲、袁二姐家去造反了。這個造反的具體情景，我們沒有看到，我們只是聽到他們家發生了大問題，不敢再去看他們了，因為我們住的地方形勢也緊張起來了。後來才知道，當時造反派到他們家，把所有東西，能打爛的打爛，值錢的都拿走。造反派懷疑他們地板下藏了好東西，因為他們住的房子很講究。袁二姐的父親是在清朝做大官的，叫袁勵准。袁勵准題寫的匾額，今天在頤和園的聽鸝館中還可以看到。袁勵准做過宣統皇帝的老師，常州人，是我的老鄉，可能還有點遠親關係。袁二姐是生長在北京的，北京話自然講得非常好。他們家被抄得非常厲害，地板都被掘開了，房子被砸得一塌糊塗。搞完以後呢，他們家有一個小房間，本來是放柴火的，造反派就讓他們一家人住在那個房間裏，其他房間留給造反派住。
不僅如此，還把胡仙洲抓走了。不到一個禮拜，通知他們家說，人死掉了。後來才知道大概情況。他有嚴重的糖尿病，在家的時候不敢吃米飯、饅頭，只能吃窩窩頭、玉米粥。同時他自己準備了藥，必要時可以自己治療病情。他被抓走之後，造反派鬥爭他，把他關在一個茅房裏。糖尿病發作起來就沒有辦法控制了，再加上被打得很厲害，很快他就死掉了。他雖然有糖尿病，但原來身體還是很正常的，真是悲慘。這件事情一直到「四人幫」倒台之後，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才給他平反。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袁二姐住在一個破爛的房間裏，我們去看她。她還是那麼樂觀，依舊談笑風生，非常有趣，而且她講的笑話，文化水平也很高的。後來，她生病無人照顧，就死了。她的年齡比張允和還小，比我小更多了。她真正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女才子，她的死很可惜。
談到袁二姐，我們就一定會想起袁二姐的一個侄女兒。袁二姐跟她的一個弟弟住一起，他們的房子很大，有好多進，袁二姐是住在其中最好的一進。她的弟弟和弟媳，還有兩三個女兒，住在前面一進。這幾個女孩子都長得很漂亮，有的讀小學，有的讀初中。在文化大革命中，當時的教育告訴她們，她們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這個成分太壞了，說一定要改變成分。怎麼改變成分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下農村去勞動。其中有一個——可能是第三個女兒，當時是初中生，下農村之後，很快就嫁給了一個農民。她當時很高興，以為嫁給農民之後身份就改了，就是國家的主人了，就不是反動階級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悲劇就發生了。這個漂亮的姑娘嫁了之後，生了一個孩子。一個是城裏的閨閣千金，父親是在大學裏教書的；而另一個是農民，沒有文化的，家庭很窮。這就發生矛盾了，我們不斷聽到這個矛盾和不幸。後來究竟什麼樣子，是否離婚了，我不太清楚，反正是非常不愉快。像這樣的事情很普遍，不是一個兩個。
跟這個小姑娘境遇相同的，還有我們的一位老朋友。所謂「老朋友」，因為他的年齡比我們大得多，叫許潛庵（許實貞）。許潛庵的孫女兒，也是這個年齡，大概剛剛進初中的樣子。她不是自願下農村的，是被迫下農村。她去的農村更遠了，下到東北，大概是黑龍江。許潛庵在這個孫女兒去的時候，就關照她，無論如何也不能在鄉下結婚，終身不嫁也可以。這個孫女兒就聽了這句話，怎麼樣也不結婚。後來打倒「四人幫」之後，政策改變了，她也被放回來了，今天過得很好。這兩個人是兩種結果。當時許潛庵這位老先生，叫他孫女兒一定要回來，不能嫁給農民，這個話在當時被認為是「反革命言論」，假如被造反派知道了是不得了的。
四
這時，紅衛兵的風潮鬧得越來越大。我們單位很快也組織了自己的紅衛兵。後來我才知道，每個單位一定要自己組織紅衛兵，才能夠防止外面的紅衛兵、假紅衛兵、非紅衛兵到本單位來抄家。來抄家的，許多都是搶砸東西。自己組織紅衛兵，自己造反，某種程度上保護了本單位的「黑幫」人物。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大字報越貼越多。起初在禮堂里貼，後來貼到禮堂、大院外面的牆上。那麼大的北京大學舊址，大院裏整個都貼滿了，就貼到大門外面去。不僅我們一個單位，所有單位都是這樣，都是在本單位的牆貼滿之後，再貼到馬路上去。以我們單位來講呢，往西往北，一直貼到動物園。比動物園更遠的地方有沒有貼，我不知道。這個大字報講什麼呢？就是罵人，罵「走資派」，罵「反動學術權威」，罵「地富反壞右」。我是我們單位的「反動學術權威」之一，當然是批判對象。每一幅大字報上都有我們的名字，用黑墨水寫的，上面用紅墨水打一個叉叉，說明這是反動人物，有的時候把你的姓名顛倒起來寫。
這時候，我被關在「牛棚」里。我的愛人也不敢住在家裏，因為是反動分子家庭，誰都可以來打擊你，來打你的門，把你的門窗弄破，把你窗外的種的東西一概搞爛。這還不算，有時還半夜裏衝到你家裏來打人。在這種情況之下，她就不敢住在家裏了。我的兒子和兒媳婦在中國科學院，住在中關村。我們這邊搞得很熱鬧的時候，他們那邊比較冷清。我的愛人就到兒子、兒媳婦那裏去住一陣。我的孫女兒剛剛上小學不久，我的愛人就陪她到動物園去玩，因為中關村到動物園不是太遠。她們到動物園，一看也有大字報，貼滿了。當中有我們單位的大字報，我的名字被打了一個叉叉。孫女兒認識我的名字，她問奶奶：「這是不是爺爺啊？」奶奶說：「是啊。」又問：「爺爺是好人，怎麼被打了一個紅叉叉呢？」我的愛人告訴她：「爺爺喜歡講外國人好，所以犯了錯誤了。」那我的孫女兒說：「奶奶，你回去跟爺爺講，不要再講外國人好了。」
後來有一天，我們在牛棚里得到命令，要出牛棚，去看大字報。那時候是剛剛吃晚飯，吃完了晚飯就要走，有人領了我們去看大字報。我們的「牛棚」離辦公樓的院子很近。這個辦公樓有六層，我們自己用一層到三層，四層五層——主要是四層，是給「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辦公的，那是外交部的一個下屬機構。那個時候陳毅副總理是兼外交部部長，所以這個機構批判的「走資派」，第一號就是陳毅。我們一走出這個牛棚，才知道批判陳毅的大字報多得不得了。牆上貼不下，就拿繩子掛在院子裏，掛了一條一條，兩條繩子之間不過兩尺寬。這個繩子掛得比人高，大字報一直垂到地上，所以看起來就像一個大字報的森林。你在裏面看大字報都看不見人，都被大字報遮住了，你要找個人是沒有辦法的。噢，這些大字報全是批判陳毅的，說陳毅「反動之極」，是個老「右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