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有一天在勞動的地方，休息期間，我遇到一個造反派的人。這個造反派是真正工人出身的，他跟我說，我們是把你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處理，所以沒有打你，你自己以後要當心啊。後來又有一個造反派的人告訴我，他說你是外國回來的，我們最懷疑你的就是裏通外國，可是我們仔細查了，你回國以後沒有給外國寫過信，所以我們不定你為裏通外國。
正在這個斗爭越來越猛烈、幾乎到白熱化程度的時候，忽然來了命令，由軍隊接管。不單是我們一個單位，許多單位都由軍隊接管。接管以後，開會鬥爭等都由軍管的解放軍來主持，不由造反派來主持了。我們單位來了一位軍人，我覺得這個人很好，文質彬彬的，很講道理。他來之後第一次開會，訓斥我們一頓之後，就宣佈我們可以回家去睡覺，不要住在「牛棚」里了——當然，白天還得到「牛棚」里來學習、交代。於是大家都回家了，很高興，這個形勢算是有了一個轉折點了。
可是突然又有問題了。一天開會，說我沒有交代清楚，還有反革命行為沒有交代。那麼我就想，有什麼反革命行為沒有交代呢？想來想去也想不到。每天我就是拼命想怎麼交代，交代之後，他們還是說不對，於是我再交代……我回家就跟張允和商量，我說我想不出來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交代的。我老婆就說，你呀，好好地想，你對別人講過什麼錯話沒有？噢，我想起來了。這天白天，一個造反派已經提醒我了，說我隱瞞情況，要我好好想想跟人家講了什麼話。我恍然大悟，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跟倪海曙聊天，倪海曙說「伊凡彼得斯大林」，我接口就講「秦皇漢武毛澤東」，兩個人一人一句正好湊成了一個對子。我想，這個事情以前沒有想起來，說不定就是他們要我交代的。於是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飯，就到「牛棚」里去準備開會。他們說不要開會，讓我寫書面交代就行了。我就交代了這個事情。交代以後，他們說好，就是要你交代這件事，因為倪海曙已經交代了「伊凡彼得斯大林」，你怎麼不交代「秦皇漢武毛澤東」呢？你們兩個人是講反革命語言，要定你們兩個人「現行反革命」。從那天開始，我們的名字在大字報上就加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字樣。後來有造反派告訴我，這個交代都是一步步上升的，罪名也是一步步上升的，升到最高就是「現行反革命」，就是到頂了，到頂之後這個交代就要告一個段落了。這個軍管的頭頭宣佈，開公開的檢討會，有罪名的人，一個個上台檢討。於是就挨個檢討，有時候一天檢討兩個，有的時候三四個。最後是我講。我從出身、接受資本主義教育，一直講到"新中國"成立，講到文化大革命。壞的思想、壞的行動、壞的社會關係、壞的歷史，等等，我都講。講完了，問群眾還有意見嗎？群眾說「不滿意，不滿意」。這位軍管的解放軍說，群眾對你還不滿意，回去好好再想，再檢討。好，就放我回家了。我想，估計還得開一次檢討會吧。結果呢，居然不開了。
摘自《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周有光口述，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