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林里的青年
20世紀70年代初，我來到海南生產建設兵團。那幾年，大批來自廣州和廣東各地的知識青年被分配到海南島，在農場、膠林和山村里勞動生活。今天回望，那段歲月不僅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也成為一代人的共同記憶。後來，人們更多記住了其中少數成為作家、學者和藝術家的人，而像阿光這樣始終默默生活的普通知青，則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我和阿光就是在那裏認識的。雖然分屬不同連隊，卻因為共同喜歡讀書、寫作，很快成了朋友。海南島當時交通閉塞，文化生活十分貧乏。白天，我們上山割膠、種地、修路，晚上圍着煤油燈讀書。一部小說、一冊詩集，甚至一本沒有封面的手抄本，都能在幾個連隊之間傳閱很久。對於許多知青來說，讀書不僅是獲取知識，更是艱苦勞動之外最重要的精神寄託。
阿光在知青中並不張揚，卻很有名氣。他身材高大，性格沉穩，不善誇誇其談，卻極講信用。知青之間發生矛盾，大家願意請他出面調解；有人受到欺負，也願意找他主持公道。真正讓人佩服的還是他的文字功底。雖然只有初中學歷，但他寫詩、寫散文、寫書信，都顯示出過人的文學天賦。我後來讀到他創作的長詩《湘水行》，一度覺得自己的詩作遠遠不及，從此放棄寫詩，轉而嘗試小說和散文創作。多年以後回想起來，我仍認為，阿光是當年海南知青中最有才華的人之一。
兵團後來成立報道組，我和阿光又在那裏共事了一段時間。白天，我們採訪生產、撰寫通訊，晚上便聚在一起讀書。李白、杜甫、蘇軾的詩詞反覆背誦，高爾基、屠格涅夫、巴爾扎克等外國文學作品也儘量設法借來閱讀。偶爾還能接觸到一些內部流傳的「灰皮書」「黃皮書」，大家便輪流傳閱，讀完後再悄悄傳給別人。那個年代，書籍十分難得，一本書往往要經過很多人的手，書頁已經翻得卷邊，卻仍然有人耐心抄錄。
林彪事件以後，許多知青開始重新思考一些過去很少認真思考的問題。我們討論文學，也討論歷史，更討論現實。談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向何處去」。今天回頭看，當時我們的認識仍然受到時代環境的限制，不少觀點也十分幼稚，但正是在一次次閱讀和爭論中，大家開始學着獨立思考，而不是簡單重複別人說過的話。阿光雖然平日話不多，每次開口卻總能提出不同的看法，因此大家都願意聽他說幾句。
1973年過年，我忽然萌生一個想法：既然大家總在討論這些問題，不如乾脆到山裏去過年。農場附近最高的山叫紗帽嶺，當地一直流傳着不少傳說。有人說山裏有毒蛇猛獸，也有人說那裏曾是台灣空投特務活動的區域，村民很少深入。我們十名知青還是決定帶着糧食、竹筒和炊具進山，在山頂住上一夜。
大年初一一早，我們便出發了。一路都是熱帶雨林，藤蔓交織，山螞蟥不斷往褲腿里鑽。大家一邊砍路，一邊緩慢前進，直到下午才抵達山頂附近。那裏樹木高大，視野反而並不開闊。我們找了一塊較平坦的地方點起篝火，把泡好的大米裝進竹筒放到火堆里燒，又砍下新鮮竹子，從竹節里倒出積水解渴。折騰了一整天，人人都已筋疲力盡，原先計劃討論的問題並沒有真正展開，大家只是圍着火堆閒聊，很快便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晨，我們準備下山時才發現，指南針已經失靈，四周又都是幾乎一樣的樹林，一行人很快迷失了方向。大家在山裏轉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才誤打誤撞來到另一側的黎族村寨，在當地村民指引下才找到回農場的路。下山以後，我們才知道，真正驚險的事情並不是迷路，而是那堆篝火。大年初一晚上，山頂火光被山下民兵發現，當地武裝部門誤以為是空投特務發出的聯絡信號，一度準備組織民兵連夜圍山搜捕。幸虧有人知道我們事先組織了登山活動，一個電話打到農場值班室，事情才得到澄清，否則後果難以預料。
回到農場後，我被領導狠狠批評了一頓，說我「玩心太重」「缺乏對敵鬥爭觀念」。事情雖然沒有繼續擴大，卻讓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那個年代基層社會高度緊張的政治氣氛。後來每次想起這件往事，我印象最深的並不是那場批評，而是十幾個年輕人背着竹筒和糧食走進大山，希望在那裏討論未來，卻因為一堆篝火險些釀成另一場風波。那幾年，我們的青春就是這樣度過的，勞動、讀書、爭論和未知的命運交織在一起，而誰也不知道，幾年以後恢復高考會徹底改變這群年輕人的人生道路。
恢復高考後的分流
1977年恢復高考，對我們這一代知青來說，無疑是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中斷十餘年的大學招生重新啟動，消息傳到海南時，整個兵團都沸騰了。許多人重新翻出多年沒有碰過的課本，白天勞動，晚上複習，希望抓住這次難得的機會離開農場。幾年的知青生活，使大家的文化基礎拉開了很大距離，有人原本就是重點中學畢業，有人則像阿光一樣，初中畢業後便長期離開課堂，只能從頭補起。
我和阿光都參加了高考，但結果卻截然不同。後來，我因過去發表過一些文學作品，被中山大學中文系破格錄取，成為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阿光則連續參加了幾次考試。1979年，他終於達到廣州一所師範學院的錄取分數線，大家都替他高興，以為多年努力終於有了結果。不料就在入學前夕，他患上急性肝炎，體檢沒有通過，到手的錄取資格也隨之失去。從那以後，他再沒有機會走進大學校園。直到很多年後，我仍覺得十分惋惜。如果單論文學才能，阿光並不遜於後來許多走上專業道路的人，只是命運沒有給他同樣的機會。
隨着知青陸續返城，我們的人生開始走向不同方向。我進入大學後，接觸到更加廣闊的文學世界，也逐漸走上創作和研究的道路；阿光則頂替父母回到廣州，在一家國營茶廠當工人。改革開放初期，整個社會都在恢復生機，出版社、報刊和文學刊物不斷創辦，不少年輕人因此改變了人生。我一直覺得，以阿光的能力，無論做編輯、記者還是教師，都應當有所作為，因此也曾盡力替他尋找機會。
那時，《辭源》修訂工作正在招聘年輕編輯，我專門向主持工作的黃秋耘先生推薦了阿光。阿光認真準備，也參加了考試。後來黃先生告訴我，阿光文章寫得不錯，思想活躍，但編輯工作每天都要校勘文字，他那一手字寫得過於潦草，最終沒有被錄用。我聽後很長時間都難以釋懷。更早以前，我離開兵團報道組時，也曾推薦阿光接替我的工作，當時沒有通過，理由卻是他的普通話帶着較重的廣東口音，不適合宣傳崗位。幾次重要機會，都因為這些細節與他擦肩而過，而不是因為能力不足。
阿光對此卻始終十分平靜。每逢周末，我常騎着自行車去看他。他住在廣州一間不大的閣樓里，房間陳設簡單，書卻越來越多。那幾年他實行三班倒，下班回家後，仍然保持着在海南養成的習慣：泡一杯茶，坐下來讀書、寫筆記。有時我去得早，兩人便從下午一直聊到深夜，談文學、談歷史，也談改革開放後不斷出現的新書和新思想。我發現，雖然沒有進入大學，阿光從未停止閱讀。他既不熱衷於各種社會關係，也很少主動為自己謀求什麼職位，只是按照自己的節奏生活，認真工作，認真讀書。
有一次，我又勸他試着換一份工作，進入文化單位發展。他聽後笑了笑，說我身上還有一點「世家子弟的酸氣」。當時我並沒有真正理解這句話，只覺得有些意外。我們一起在海南勞動過，也一起熬夜讀書，在我看來彼此並沒有什麼不同。許多年以後，我才慢慢體會到他的意思。他並不是輕視學歷，也不是否定事業，而是不願把一個人的價值完全建立在職位和名聲之上。在他看來，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是讀過的書、學到的知識，以及無論身處什麼崗位都能夠堅持做人的原則。這些年，他一直默默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沒有因為機會得失而改變，也沒有因為環境平凡而放棄讀書和思考。
20世紀80年代後期，我赴海外繼續學習、工作，與阿光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雖然偶爾通信，彼此始終沒有中斷聯繫，但各自的人生已經沿着不同的方向展開。當時我以為，我們只是走上了兩條不同的道路；直到多年以後再次相見，我才發現，真正發生變化的其實不是阿光，而是我看待人生的標準。
國企改革中的阿光
20世紀90年代後期，國有企業改革進入關鍵階段，大量長期虧損企業實行兼併、改制，不少地方出現職工下崗潮。就在這一時期，我因母親病逝回國奔喪，與多年未見的阿光再次見面。
我們約在廣州一家茶樓見面。阿光來得很晚，走進門時滿頭大汗，不住地向我道歉，說剛從北京路趕過來。我起初並不明白，後來才知道，那段時間他幾乎每個周末都帶着幾名同事到北京路擺攤推銷茶葉。對於一家企業負責人來說，這樣的工作並不常見，但阿光卻覺得理所當然。
原來，他所在的茶葉公司已經連續虧損，總公司準備關閉企業，幾百名職工面臨下崗。就在企業準備停業時，阿光主動提出承包經營，希望再試一次。他後來告訴我，當時並沒有把握能夠成功，只是不願眼看着一家老企業和幾百個家庭就這樣散掉。「總得有人試試。」這是他說得最多的一句話。
接手以後，他沒有急着裁員，而是把大量時間花在查閱企業歷史上。他幾乎天天往圖書館跑，從舊報紙、地方志和工商資料中尋找線索，最後發現，這家企業的前身竟是創辦於清末的老字號「茂芝堂」。這一發現讓他看到了新的機會。他決定重新啟用老字號品牌，整理企業歷史，突出傳統藥茶特色，又親自撰寫產品介紹，重新設計包裝，希望把一家幾乎被遺忘的老企業重新推向市場。
企業沒有多少宣傳經費，他便帶着幾名職工到廣州最熱鬧的北京路設攤銷售。從產品介紹到現場推銷，很多事情都親自參與。經過一年多努力，公司逐漸擺脫虧損，恢復盈利，原本準備關閉的企業重新運轉起來。這段經歷後來很少有人知道，但我再次見到阿光時，仍能感受到他說起這段往事時那份平靜。他沒有把自己當作企業的「救火隊員」，只是覺得事情既然交到自己手裏，就應該盡力做好。
然而，企業重新盈利以後，新的矛盾也隨之出現。有人認為，一個沒有大學學歷的人，不適合繼續擔任負責人；有人對他的管理方式提出質疑，也有人不斷製造各種流言。後來，總公司重新組織競爭上崗，阿光最終離開了自己一手恢復經營的企業，重新回到原來的崗位。他沒有四處申訴，也沒有公開爭辯，只是繼續工作，仿佛這一切遲早都會發生。
那次見面，我們一直聊到很晚。離開海南以後，我們各自經歷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阿光身上有些東西幾乎沒有改變。他仍然喜歡買書，工資並不寬裕，家裏卻擺滿了書架；仍然喜歡下圍棋，遇到一本好書，總會反覆閱讀。他把自己稱作「藍領讀書人」。這個稱呼，我一直記得，因為它準確概括了他的生活狀態——白天工作，晚上讀書，不求聞達，卻始終沒有離開知識和思考。
談話中，我們又說起這些年讀過的書。從顧准到陳寅恪，從中國近代史到改革開放後的各種新著，阿光都能談出自己的理解。我漸漸發現，他雖然沒有接受完整的大學教育，卻始終保持着持續學習的習慣。相比學歷，他更相信長期閱讀能夠塑造一個人的見識；相比職位，他更在意是否把手裏的事情做好。海南兵團時期養成的讀書習慣，並沒有因為幾十年的基層工作而中斷。
臨分別時，我曾認真勸他離開國企，到待遇更好的外資企業發展。憑他的能力，這並不是難事。阿光卻搖了搖頭。他沉默了一會兒，只說了一句話：「我現在走了，這一攤子人怎麼辦？」
這是我們那天談話中最短的一句話，也是我記得最久的一句話。
很多年以後再回想，我才意識到，自己過去一直習慣用學歷、職業和社會地位去衡量一個人的成敗，而阿光考慮的卻始終是另一件事情：事情有沒有做好，身邊的人有沒有安頓好。我們的人生道路早已不同，但真正沒有改變的，恰恰是他在海南兵團時形成的那套做人原則。
重返海南
2007年，距離知青上山下鄉已經過去近四十年。廣東知青開始籌劃紀念活動，我和阿光相約，再次回到海南。這也是我們離開兵團以後，第一次一起回到當年勞動生活過的地方。
汽車駛進農場時，我幾乎已經認不出眼前的景象。過去的土路變成了柏油路，許多低矮的平房已經拆除，新建的樓房取代了當年的連隊宿舍。曾經熱鬧的生產隊安靜了許多，不少年輕人已經外出工作，留下來的多是當年的老職工。令人意外的是，剛一下車，就有人認出了我們。一位老人遠遠喊出阿光的名字，隨後又認出了我。幾十年沒有見面，大家坐在一起，說起當年的人和事，仿佛昨天才分別。
我們先後來到培榮隊、培勝隊等當年生活過的地方。過去一起勞動的老農工，有的已經退休，有的早已去世，還有一些人仍然留在農場。大家圍坐在一起，談起當年的知青，也談起後來各自的人生。有人考上大學，有人成了幹部，有人一直留在基層，還有人已經離開人世。四十年的歲月，把當年一起勞動的年輕人帶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
走在村子裏，我發現許多熟悉的地方已經辨認不出來了。當年的宿舍、食堂和隊部都經過多次翻修，只有遠處的膠林依然連綿不斷。橡膠樹比當年高大得多，林間的小路卻還保留着舊日的走向。每天凌晨摸黑上山割膠的情景，又一點一點浮現在眼前。對於我們這一代知青來說，海南不僅是一段青春經歷，也是後來幾十年人生不斷回望的起點。
返程那天，海南下起了一場大雨。我和阿光站在路邊，望着遠處的紗帽嶺。四十年前，我們曾背着糧食和竹筒登上那座山，在山頂點燃篝火，準備討論「中國向何處去」；也是那一次，因為山頂的一堆篝火，引起當地武裝部門誤判，險些釀成一場風波。如今，當年的青年都已步入晚年，而紗帽嶺依然靜靜矗立在那裏，山林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離開前，我在山路邊撿起一塊石英石，放進行李，後來一直擺在書桌上。每次看到它，我都會想起海南，想起膠林，想起煤油燈下讀書的夜晚，也會想起阿光。
這些年，我一直覺得阿光沒有得到與才華相稱的機會。恢復高考，他因疾病失去了大學；進入社會後，又幾次與文化工作失之交臂。可重新回顧他幾十年的經歷，我越來越覺得，一個人的一生，並不能只用學歷、職位或名聲來衡量。從海南兵團到返城工作，從國企改革到退休生活，阿光始終保持着青年時代形成的習慣：認真做事，堅持讀書，獨立思考，也盡力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這些東西，並沒有因為時代變化而改變。
後來我逐漸明白，歷史並不僅屬於那些留下顯赫名字的人。對於知青這一代來說，更值得記錄的，還有無數像阿光這樣的普通人。他們沒有成為作家，沒有成為學者，也沒有進入公眾視野，卻同樣經歷了上山下鄉、恢復高考、改革開放和國企改革等重要歷史階段。他們的人生或許平凡，卻共同構成了那個時代最真實的底色。
今天重新整理這些往事，我更願意把阿光看作一位普通歷史親歷者，而不是一個等待評價的人物。他的一生沒有傳奇，卻真實；沒有轟轟烈烈，卻始終保持着自己的原則。透過阿光，我重新看見了許多當年一起勞動、一起讀書、一起成長的知青朋友，也重新理解了那個時代留給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經歷。
資料來源：蘇煒《阿光和阿光們——關於「失蹤者」的另類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