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屆」，是指上世紀1966、1967、1968屆初中、高中畢業生，他們的青春磨難和人生坎坷，一言難盡。
不過，「老三屆」有一點還算幸運，至少接受過較為完整的正常的小學、初中，乃至高中教育，夯實了基礎。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後，他們中許多人重拾課本，考取了大學，成為令人羨慕的「新三屆」。
從1966年到1976年期間，同樣在小學、中學、高中讀書的，除了「老三屆」，還有人數眾多的學生，我姑且給他們命名為「老三屆之後」。
這批人命運多舛，參加過造反，「破四舊」，此後有的在城裏安排工作，有的插隊落戶，有的回鄉勞動，有的被推薦為工農兵大學生，有的考取了大學……情況比較複雜，但沒有引起社會的關注。
我就屬於「老三屆之後」，「文革」爆發，我在農村讀小學三年級。
這一時期，正是一個人從少年到青年的成長時期，是學習知識、儲備知識的時期，是播種理想種子的時期，是選擇人生道路的時期。然而，遇到了極其荒唐的「文革」，原本按部就班求學的路徑，被粗暴地扭曲了；原本對未來美好的夢想，被無情地擊碎了；原本需要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道德修養、文明修養，包括談情說愛，均被殘酷的政治運動顛覆了。
「老三屆之後」同樣是深受「文革」影響的一代，耽誤的一代，摧殘的一代，毀掉的一代。「文革」對於我們是冷酷無情的，而我們卻以熱情和幼稚、盲目和無知擁抱了「文革」！
七制校——缺教師缺經費
「文革」伊始，學校的正常秩序完全被打亂了。取而代之的是停課鬧革命，貼寫大字報，參加批判會，鬥爭校長和老師，遊行示威，大破「四舊」……原來整天關在教室里讀書寫字的小學生，一下子像沒人管了的羊群，被各種光怪陸離的新奇事物吸引着、激勵着，隨之狂熱地投身其中，尋求刺激，尋求快樂。
首先是學制發生了改變。我們村原來有高小，在校讀6年，畢業後報考初中。縣裏的初中根據考試成績分批錄取，有的設在縣城，有的在鎮上。考取初中後讀完三年，再報考高中，同樣按考試成績上不同檔次的學校，高中畢業然後報考大學。「文革」開始後，落實偉大領袖毛主席「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我們村的高小改成了初中，即小學1—5年級，初中6—7年級。學制比以前的初中畢業整整縮短了兩年。
一夜之間，高小變初中，教師從何而來？教學設施從何而來？教育經費從何而來？教學管理從何而來？這一切均談不上，只是在學校大門口換了一塊「丁樊七年制學校」的牌子。這時，國家相應配套的初中、高中、大學停止招生，我們這些農村孩子在本村上完七制校，就學到頭了。
我們村子大，學校最多的時候有四五百學生，有20多位教師，公辦教師和民辦教師差不多各佔一半。公辦教師多為此前的初中生考取了當地中等師範學校，中師學制二年，比讀高中還少學一年。這批教師教小學蠻能勝任，給七制校的六七年級代課，就顯得吃力了。而且，「文革」中師同樣停止招生，這批公辦教師還很稀缺。學校無奈，只好臨時招來許多民辦教師代課。民辦教師有初中生、高中生。高中生多為在初中學習成績較好，畢業後不願意或瞧不起考中師，考取了高中，抱負是畢業後報考大學，前途不可限量。
高中生比中師多上一年學，結果大學停止招生，只好回村當農民。而上了中師的，少讀一年書不說，畢業後是堂堂正正的公辦教師，吃國家商品糧，每月掙幾十塊工資，這時該輪到人家瞧不起當民辦教師的高中生了。在這樣的背景下，雖然有的民辦教師是高中生，教學水平往往高於某些公辦教師。有了教師沒有教育經費，民辦教師掙的是工分，參加本生產隊年終分紅，縣教育局每月發給幾塊錢生活補貼，實際等於國家把應該支付的一部分教師工資，轉嫁到了農民身上。
語文課——背語錄抄報紙
教師如此，教材呢？
「文革」伊始，大概出版社編教材的編輯、印刷廠印教材的工人同樣鬧革命了，致使我們連課本也沒有了。語文老師上課，就是在黑板上抄毛主席語錄，抄報紙，課後作業就是背誦和抄寫毛主席語錄。終於盼來了新課本，選編的課文內容有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詩詞，魯迅雜文，報章社論，革命回憶錄。有一篇讚揚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的文章，其中一句說毛主席「微鎖的眉頭，緊抿的嘴角」，至今記憶尤深。
我上語文課學會「排比句」修辭，來自一篇課文，是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偉大領袖毛主席上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大會上的一篇講話，大意是：「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小將不遠萬里，風塵僕僕，來到了我們偉大祖國的心臟首都北京，來到了領導世界革命的中心，來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身邊……」老師講解說，這一連串三個「來到了」，文字富有氣勢，意思層層遞進，叫「排比句」。
至於古文，七年級語文課本上選了兩篇，一篇是《武松打虎》，選自古典小說《水滸傳》》；另一篇是《愚公移山》，至今還記得「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學到的古文知識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