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動民主進程的問題上，黨內外團結協作理解包容比質疑詆毀互不信任很明顯更有意義得多。
12月15日補充：
評論區有人提到胡溫的關係，總有人發出些胡在改革溫沒在改革類似的謬論，不妨先讀這篇政改，是否還有一線希望？，將溫提政改的次數記錄地很清楚，也對比了溫的改革訴求表達得最迫切最徹底而胡言辭謹慎。以下簡單談談胡溫關係和溫如何推動改革，他絕非只是喊喊而已。
一、
團派在胡耀邦去世後，雖也有相對開明的人物，但因團派多為缺乏背景的平民子弟，他們更明哲保身、小心謹慎，遇到問題時大氣不敢出，欠缺溫的政治勇氣。他們中沒有人像溫一樣十幾次公開呼籲政改，可見溫的長期被孤立和力量薄弱。趙紫陽評論胡錦濤是「體制的馴服者」，他認為胡不可能改革，而認為溫的改革意識比胡強。實際真正掣肘溫的不僅是高層的左派和利益集團，胡也是，他向來立場中庸，無法真正和溫站在同一條戰線。有人說胡是暗中支持溫，只是不能發聲，且不說這種觀點是不是臆測，他哪怕只要對溫的支持稍微多些、公開些、大膽些，溫的力量都會增強，畢竟那是來自一把手的支持，所以本質上他內心對政改是不支持的，至少是認為時機不當。還有種說法認為胡溫是一體兩面，代表紅臉白臉，胡平曾批駁了這種觀點的荒謬：「有人說這是演雙簧，溫家寶唱紅臉，其他人唱黑臉。沒有比這種說法更可笑的了。你能想像嗎：中共政治局九個常委秘密召開會議，大家決定，你溫家寶對外說好話，歷史上留個好名聲，我們說壞話，歷史上留個壞名聲。如果有這種事，那八個人的風格也未免太高了。」（對溫家寶講話應予肯定）
當年已有不少文章分析，認為胡溫聯盟實際已經破裂。胡溫本質上不是同一類人，越往後胡溫的貌合神離越明顯，《第四代》書中也把胡中庸老好人的個性寫得非常具體，他沒什麼政治野心，是一個無奈掌控了十年政壇的傀儡，十年裏如履薄冰，只求平穩交接，因而任憑貪腐橫行、社會不公肆虐，冷眼旁觀階層撕裂日益嚴重，對不同意見永遠保持不支持也不反對的態度。不表達政治訴求和立場也是一種表達，沒有立場也是一種立場，且是一種無形中支持維持現狀的立場。嚴格來說，胡不是非常合格的政治家，他在十八大的裸退也不像很多人臆想的高風亮節而是政治勢力角鬥中的不得已而為之（他確實是個不戀權的人，裸退也被認為是他留下的最大政治遺產，但從敲定十八大名單前後來看胡也是相對軟弱的且缺乏政治智慧，手握軍權卻被江系佔據優勢，該入常的團派都沒進去），因為他的「中庸」和隱藏立場，反倒讓人不好把握他的真實形象、不好詬病而得出相對較好的評價。然而改革失敗，胡的責任遠比溫大，他才是一把手，而溫的排名甚至在吳邦國之後，他也只能管理政務系統。胡是一個在紅旗下長大的技術官員，曾經在清華大學擔任政治輔導員，是一個比溫左了很多的人物，參見：錦濤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再談中共十八大肯定不「去毛」，某次訪俄在被問起讀過什麼俄國名著，他答曰《卓婭與舒拉》，這是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宣傳品。所以趙紫陽稱胡是在中共意識形態「馴服」下教育出的官員，因而對他是否開啟政改不報希望，可見中共也非常清楚由自己體制培養出的官僚們難具才思眼光。
從胡溫兩位的差異也可反映出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重要性，雖然他們都從未出國留學而是由體制內培養接受了「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但從二人的閱讀書目和廣泛程度來看，顯然曾稱《卓婭和舒拉》是俄國經典名著的胡比溫遜色較多。溫出身民國教育世家接受過傳統教育，後來也可在記者會上看到他總是旁徵博引詩詞古賦；同時他也博覽群書，傾慕西方經典。溫曾在03年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談到如下的一段軼事——「溫：我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讀書伴隨着我的整個生活。談到讀美國的書，我可以跟你講一個故事，就是我見韓國總統盧武鉉時，他說他的就職演說引用了林肯1861年的一段演說。我回去翻我書架上有關林肯的書，發現在同樣的一段話下，我用鉛筆畫滿了紅線。」（溫家寶接受《華盛頓郵報》總編唐尼採訪）。對西方名著的熟稔也利於他開闊心胸視野、親近西方、擁抱民主。他還提過自己最喜歡讀的幾本書是《國富論》《道德情操論》《沉思錄》，尤其《沉思錄》據他說讀過不下百遍，從中倒可瞥見他的為官處事之道，頗具斯多葛式的克己順性反求諸己，官場喧囂輝煌、易於叢生雜念，而此書來自靈魂深處的清淨內省則幫助他向內沉思復歸平靜。斯多葛主義者放棄任何世俗流行和社會輿論對自己的困束，完全按照自我內心的道德律令行事：「我已一無所求，只想踐行自我」，他們是入世的苦行僧。他最愛引書中的一句話是：「請看看那些所謂的偉大人物，他們現在都到哪裏去了？都煙消雲散了。有的成為故事，有的甚至連半個故事都算不上。」他不要人們崇拜他，反而請人們把他忘掉。
說一句可能稍顯矯情但恰如其分的話：溫是中共黨內極其罕見的可以被稱為「知識分子的朋友」的領袖，在他之前的應該是胡耀邦（當年姜維平在溫還在任時就說過，溫是活着的胡、趙，可惜他和許多知識分子挺溫的呼籲沒有得到更多人尤其是百姓的認同）。網上有很多溫給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教育家甚至大中小學孩子們的手寫信，字裏行間流露出的對知識分子的真誠相待、敬仰謙恭及對晚輩的照顧有加、殷殷囑託是裝不出來的，舉一個例子，和李政道的交往：溫總理與李政道教授交往紀事，溫和他的「高知」老友李政道。
對媒體記者也是如此，香港文匯報記者凱雷如此評價朱、溫二位總理對記者的態度：
「遠見朱總和藹，親見相當嚴厲：台上笑顏感染人，但他不會主動與記者打招呼，也沒一個記者敢趨前；遠見溫總憂思，親見相當親和：03年首場會後突入記者席走向提問的香港記者欲握手，她吃驚閃開，身後的我得以第一握。」「朱總會後永無與記者零距離。03溫總主動走入記者席，令記者們會後追訪熱情劇增。難忘記者撲上握手、搶紙筆，有知名記者嘲笑他們，其實沒有一次次經歷拒人千里之外的大官作風難有感同共鳴。」
他不僅表面如此，私下同樣對媒體和記者非常開明。有資深調查記者劉建鋒曾提到過不少溫私下裏支援乃至救助被陷害的媒體記者的事情，見此文《笑蜀：有這樣的影帝？》後段劉建鋒評論。吳偉也在文章提過，溫在其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不僅呼籲，也有所踐行，比如，「汶川地震他第一時間飛往災區，他主持的那一個月的救災，是四九年之後最開放、最開明、媒體報道和NGO進入最自由最充分的一次救災。這本身也反映了他的氣質。」（吳偉：我對溫相的點滴印象）
我對溫的讚許都是發自肺腑的，對胡溫二位我都保有一定好感（特別在廣泛閱讀材料之後對溫的理解已經完全不同）。當時已有對胡失望的人寫了這樣一篇文章：假若溫家寶是總書記。胡在上任之初還跑到湖南祭拜毛墓，但溫則從未如此，因而極左張宏良等人還撰文攻擊他作為黨的領袖居然不拜毛不唱紅歌。看胡對毛對古巴朝鮮的評論也能明白，受黨文化意識形態禁錮更深。在薄熙來事件上也同樣如此。溫真正看明白了這個體制的弊端何在，以及應從否定毛以及文革做起。比起窩囊的團派，溫在倒薄事件幾乎一個人頂住了所有攻擊，也是為什麼胡錦濤一直不被攻擊，而且他不改革反而沒人怪罪他都去攻擊溫，不出頭不露面就不會被當做靶子，誰先置喙誰先被攻擊。
二、
溫不僅一直吶喊，也身體力行地從政務系統推進改革，他最大貢獻是以自己掌管政務系統的權力頒佈各項改革政策促進社會進步轉型，在教育媒體科學環保經濟民生等領域努力播種推動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維護人權等進步思想的種子，在國際外交推行和平外交，一步一個腳印地推動社會轉型，那些只說他嘴上喊兩句卻不動作的人是多麼無知。兩個月前，新版市場准入負面清單提出包括非公有資本不得從事新聞採編播發業務等六項內容，把溫在國務院推動的非公有資本有序進入新聞出版產業、鼓勵上市融資等市場化改革路線推翻。須知，媒體和言論自由是啟動民主化進程的一個關鍵點。
我一直贊同于建嶸對於中國政治改革路線應當如何進行的觀點：即從民生政策抓起，保障民權，在公民社會逐漸培育成型後，進行司法體制、新聞體制、社會組織管理方式的改革，最終實現轉型目標。
于建嶸認為：「解決任何社會政治問題，特別是體制性問題都有一個時間順序。當前中國社會問題尖銳而複雜，這其中因分配不均所產生的社會衝突最為突出，因此，選擇民生問題作為突破口，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社會緊張，為政治改革創造必要的社會環境，也容易為民眾及執政者所接受。」
江朱時代，「經歷了鄧、江兩代中共改良派的強勢推行，已經造成了中國社會發展嚴重不平公，官民對抗，貧富懸殊，腐敗叢生、民怨載道，就業、社保、教育、醫療、住房、社會治安等問題越陷越深，積重難返。」（牟傳珩：胡錦濤突圍毛、鄧路線）。
江朱年代是對百姓對農民剝削最殘酷的年代，江開啟中國警察治國惡性發展模式，國企改革數千萬城市下崗職工農村失業人口2億，許多人賣血賣腎賣淫自殺。悶聲發大財以腐敗收買黨羽貪腐成風，盤剝農民橫徵暴斂稅費由80年代的七八種增加到三十多種，更加激化城鄉矛盾；分稅制、土地財政、醫改教改的產業化加上住房這新三座大山、以房地產業代替製造業成為高贏利發展模式、建起防火牆等等都始自江時代（gfw總支持者正是江系親信李長春江兒子江綿恆及公安部政法委系統和由江一手管控的610辦公室，參見：GFW的前世今生）；
朱的改革也是毀譽參半，分稅制導致的土地財政才是高房價的罪魁，後任的溫李都深受其害（見：朱鎔基經改留下的陷阱）。他和江對底層照顧太少甚至一定程度剝奪了大量民眾的生存權。嚴家祺對江時代的政治負資產有極為嚴苛的批評——培植了「權貴資本主義」集團、締造了「警察國家」、開闢了中國「惡性發展」道路、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五·一六協議》（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三個代表」）。
到了胡溫年代這些「腫瘤」一再膨脹，胡溫當然是有責任的，但因胡溫被掣肘和分權，他們沒辦法真正大修大改。溫對這些問題非常清楚，溫家寶憂心忡忡：中國社會炸彈隨時會爆炸，他比胡的責任意識強很多，但他畢竟權力有限，我一直認為他重提政治體制改革話題也是在總理任上發現黨政不分九龍分權體制腐敗臃腫僵化已達極限、以及包括四萬億政策刺激計劃靠銀行信貸卻又遭至「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體制沉疴、中央地方利益格局關係早不同朱時代而已進入惡性失控導致中央政策執行力無法貫徹（而朱時代地方利益集團尚在醞釀並未成型才是使朱政令暢通之關鍵），所以他才一再呼籲政體改革。
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總體來說，胡溫年代還是側重緩解了不少民生難題。我想，大家對溫的記憶比胡更多恐怕也是由因他的親民態度和民生工程，比如在免除農業稅、廢除收容遣送制、新農合、免學費、提高養老金、修高鐵、蛋奶工程等話題上都會記得他的貢獻，他也在國務院系統施行政務審批制度、政務公開、公車公費等改革。胡溫年代也因重視三農和一直向底層傾斜政策，才稍稍緩解了城鄉衝突，他們改善民生、建立社保體系、擴大教育支出、推進公共服務型和問責型政府，保障人權入憲，物權法高票通過，公民社會雛形逐步建立。
溫在內政外交都頗有功績。他從80年代末開始管科技，90年代初開始管農業，是這30年來中國農業和科技發展的最大功臣之一；他重民生重教育，在位期間重建了醫保和社保體系，制定了中長期教育發展規劃；他作為副總時就主持設計了西部大開發戰略，上任後選擇和推動新農村建設和區域平衡戰略，有效緩解了中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讓廣大農民和中西部人民都享受到了經濟發展的成果，中國絕對貧困人口從4億降到了1500萬；儘管08年的經濟刺激政策有很大的副作用，但這些政策是利大於弊的，它帶來了高鐵、地鐵、村村通等一系列基建和民生工程，真正把全國各區域都拉入了大中國經濟圈；同時基建的完備也間接觸發了移動互聯網革命。
以下兩篇是溫總對於民生的改革貢獻，曾在sub貼過：《這就是溫總理，你們口中的「影帝」的九年》，《溫是真正農民的總理》。
「胡溫十年」實際是「溫胡十年」。多維有位博主寫道：「從2002年溫胡十年一開啟，溫家寶始終站在中國內政與外交的最前沿，引領着中共在複雜的黨民共治困局和世界鬥爭格局中前行；在十年的民意熱捧與非議的風口浪尖之上總是他獨自在感受榮耀與詆毀！溫才是這十年中共的縮影，是中共的說與做，議與行的代表！當民眾感受中共的權力恩賜時，是溫最先來到了民眾身邊！當民眾被政府公權力欺凌時，是溫出面安撫，因為他是行政首長！所以溫才是這十年中共複雜的伴生體，他的身上，積聚着中共一切的矛盾與奮爭，無奈與突圍！」
總有人覺得溫只要和中共決裂就能民主化了，總是希望他來點什麼激動人心的大動作顯示自己的改革決心，這種對政治的幼稚理解令人無奈，這些對溫陳詞老調的批判都犯了對體制機制複雜性缺乏了解的老毛病，總是幻想溫像葉利欽一樣站上坦克就成功了，他若這樣做就是第二個趙紫陽，要麼幾十年被軟禁，或者秦城監獄等着他。體制內改革只能漸進且必須有政策配合。中共體制下在鄧扳掉胡趙之後早已不具備戈爾巴喬夫誕生的土壤，也不存在使戈成功的民間土壤，即使在上屆末期大環境略有鬆動時，和葉利欽所處的政治經濟環境也有很大不同，1987年蘇聯媒體已相當開放，民眾反共反計劃經濟勢頭強勁，覺醒意志強烈。中共的全方位控制讓這些都不可能。
以後溫這樣的高層不會再出現了。他能坐到總理位置是個人努力和機緣巧合：他不僅是技術官僚以專業取勝，並且行事風格幹練、重視實效、開明寬容。他在政治上能夠精確平衡的天賦、沒有幫派勤奮穩健作風低調、改開後幹部四化選拔機制讓實幹派的技術官僚脫穎，加上一路晉升有貴人伯樂，又因身處教育世家趕上了民國傳統教育的尾巴，雖在體制內接受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但歷經文革又從改開相對思想自由的環境中走來。時也，命也，運也，及其所能也。最後推薦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潤濤閻：溫家寶的繼位者麻煩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