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五年十一月，美國眾議院表決譴責社會主義的決議。二百八十五票贊成，九十八票反對；民主黨議員中，有八十六人投贊成票。
不到一年，眾議院再次表決。新決議明確譴責「一切形式的社會主義，包括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結果二百二十票贊成，一百九十二票反對。民主黨贊成者只剩八人，另有兩人投「出席」。
八十六變成八，少了九成。
兩份決議並不完全相同。後一份還談到非公民投票，並呼籲通過SAVE America Act。反對者可以據此解釋自己的選擇。但是解釋歸解釋，票據歸票據。二〇二六年的正式記錄仍然是：一百九十二名民主黨議員，拒絕通過一項譴責一切形式社會主義、並點名DSA的決議。
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哪位議員心裏是否懷念蘇聯，而是民主黨的政治邊界在一年之內發生了什麼變化。
蘇聯、中共、紅色高棉，都是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蘇聯的國名便寫着「社會主義」，中共宣佈的也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英語把它們簡稱為共產主義國家，只是按執政黨分類，不能把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死亡與災難搬到一個從未實現的、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名下。
因此，「譴責一切社會主義」當然包括譴責蘇聯和中共模式。二〇二五年，八十六名民主黨議員願意留下贊成記錄；二〇二六年，只剩八名。這個變化不能用詞典解釋，只能用政治力量解釋。
DSA目前不過十餘萬會員，賬面資產只有數百萬美元，遠沒有控制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更沒有控制美國政府。但政治上的「綁架」從來不需要先取得組織所有權。只要它能夠在深藍選區發動初選、組織志願者、擊敗現任議員，便足以讓更多民主黨人計算公開與它切割的代價。
美國政黨又沒有嚴密的入黨審查。DSA一面宣佈兩大黨都不能代表工人，目標是以民主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另一面讓自己的候選人使用民主黨的選票、資源與深藍選區。候選人一旦贏得初選，民主黨建制派若不支持，便等於把席位送給共和黨，或者公開背叛本黨提名人。門是民主黨的，鑰匙卻可以被外來組織逐步取得。
於是出現一種奇特關係：DSA在全國仍是少數，卻可以影響民主黨什麼話不敢說。它未必能立即說服一百九十二名議員贊成將大企業公共化，卻已經能使他們不願投票譴責社會主義。前者是立法能力，後者是議題否決力；後者往往先於前者出現。
「綁架」並不意味着每個人都真心服從。車上的乘客甚至可能人數眾多，綁匪卻只須控制方向盤。民主黨仍掌握資金、國會領導層和全國組織，DSA掌握的只是部分城市、初選動員和年輕左翼選民。然而，對現任議員而言，真正危險的未必是全國大選，而是下一次只有少數人參加的黨內初選。
兩次投票提供了一張難得的X光片。二〇二五年，民主黨還可以大規模譴責社會主義；二〇二六年，公開切割者只剩八人。我們不必猜測其動機，也不必把每張反對票解釋為擁護斯大林。只須承認一個看得見的結果：
DSA尚未接管民主黨，卻已使民主黨越來越難獨立於DSA。
組織控制需要多數，政治綁架只需要讓退出的成本高於留下。八十六到八，正是成本變化留下的數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