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現在有一種很有趣的爭論：某些年輕政治人物到底算不算「社會主義者」，再激進一點，能不能叫「共產黨」。
其實這很美國，也很知識分子。房子已經開始冒煙，大家先研究這究竟屬於「火災」，還是「異常高溫現象」。
名字並不重要。
一個人每天吃炸雞、薯條、甜甜圈，最後體重三百磅，你不必先解決他究竟屬於「美食愛好者」還是「飲食失調患者」，才可以判斷他的血糖大概往哪個方向走。
經濟政策也是如此。
資本主義並不是每天早晨起來向亞當·斯密宣誓。它只有幾樣很俗氣的東西：私人財產屬於私人，東西大致由買賣雙方定價，一個人願意投資可以投資，賺了錢大部分歸他，賠了錢原則上也由他承擔。
這些制度並不高尚，卻有一個優點：可以運轉。
現在美國一些激進左翼提出的政策，不妨把所有主義的標籤撕掉，只問一個問題：它們把決定權交給市場，還是交給政府？
房租太貴，怎麼辦？
最簡單：政府規定房東不准漲。
工資太低，怎麼辦？
政府規定最低工資繼續提高。
醫療太貴，怎麼辦？
擴大政府支付甚至由政府承擔。
富人太有錢，怎麼辦？
不只收入徵稅，連已經擁有的財富也可以考慮徵稅。
住房不足，怎麼辦？
擴大公共住房。
企業利潤太高，怎麼辦？
加稅、管制、限制。
每一件單獨拿出來，都可以找到一個十分動人的理由。窮人當然需要住房，病人當然應該看病，工人當然希望工資高一點。問題是經濟學從來不負責判斷願望是否善良，只負責追問一句令人討厭的話：
誰付錢？
租金限制得足夠低，房客當然高興；然後有人發現，蓋出租房越來越不划算。
工資由法律不斷提高，工人當然高興；然後老闆開始減少崗位、提高自動化，或者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財富不斷加稅，支持者會說億萬富翁仍然吃得起晚飯。這也沒錯。但資本並不是放在游泳池裏供富翁每天跳進去洗澡，它還承擔投資、創業和風險。
最有趣的事情於是發生了。
第一次政府干預造成新的問題，解決辦法通常不是退回去，而是再干預一次。
房租管制以後房子更少，於是政府要蓋房。
人工成本太高企業不願僱人，於是政府提供補貼。
稅負增加投資減少，於是政府提供產業補助。
私人醫療被認為太貴，於是政府擴大支付；政府支出增加，又需要更多稅收。
走到後來，你會發現私人企業依然存在，銀行也沒有掛上鐮刀錘子的旗子，華爾街甚至照常開門。
但是經濟中的決定權已經一點一點移動。
這才是關鍵。
一個社會並不需要在星期一宣佈實行社會主義，星期二沒收工廠，星期三成立人民公社，才算遠離自由經濟。
現代社會文明得多。
產權還給你，只是越來越多地告訴你怎樣使用；公司還是你的，只是工資、價格、僱傭、環保、福利和利潤分配越來越由別人規定；錢也還是你的，只是社會不斷討論還有多少應該屬於你。
至於這最後叫什麼主義，反而是大學政治系可以慢慢研究的問題。
真正應該觀察的只有一件事：
每一次爭議出現時，他們本能地相信個人和市場多一點，還是政府多一點？
如果十次選擇有九次都是後者，那麼不必急着罵他們共產黨。
甚至可以很禮貌。
只需把十年的政策放在桌上，畫一條箭頭。
看看箭頭指向哪裏。
名字可以包裝，方向不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