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可以無悔，歷史不能無罪——讀陶海粟《知青「青春無悔」辯》有感
今天早上在茶先生@liaoping2020的推號上讀到陶海粟這篇《知青「青春無悔」辯》，一天都在想這個「無悔」問題。陶文看似客觀理性、層層遞進，實則是一篇典型的、為荒唐時代與荒唐政策洗刷罪責的精緻詭辯。
青春無悔本來不是問題；用個人的青春無悔去粉飾一個時代的悲劇，才是真正的問題。這也是我對陶文有一種不吐不快之感的原由。
陶海粟出身並不好，在那個崇尚血統論的畸形年代，要想出人頭地，必須付出加倍的努力。他顯然很聰明、很能幹，也很會來事兒、很會搞關係。否則，他絕不可能在插隊僅兩年多後便被破格提干，繼而擔任縣知青主管、團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在千百萬知青中，陶海粟是從上山下鄉運動中獲取豐厚政治資本的極少數幸運者。作為上山下鄉運動的既得利益者，他當然可以說得輕巧，活得「無悔」。
然而問題恰恰在於，既然他早已深入農村基層，親眼見識過農民的赤貧和知青的艱辛，今天卻依然躲在一隅熬製虛假的精神心靈雞湯，這就不能不令人懷疑其真實動機。
陶海粟當年不遺餘力地結交、扶持習近平，與其極其敏銳的政治嗅覺和個人野心顯然並非毫無關係。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雖然自1962年起政治受挫，文革期間也遭到批鬥，但不久便被周恩來以軍事監護的方式保護起來。他既未被定性為敵我矛盾，更沒有像同時代許多高級幹部那樣被整死整殘。這意味着，作為中共元老的習仲勛，其基本政治底牌並未丟失，未來東山再起的政治資本與人脈資源依然存在。
陶海粟作為延川當地的政治紅人，顯然看清了這一層不同尋常的背景。他絕非什麼單純的降尊紆貴，而意在進行一場極具前瞻性的政治投資。他主動與習近平及雷氏兄弟套交情，並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和資源，改寫了習近平的人生軌跡。
撇開這些關係經營不談，陶文最大的邏輯問題仍然在於：他一面強調青春無悔只是個體感受，別人無權否定；另一面卻又洋洋灑灑地論證這種感受的合理性、崇高性與普遍價值，並試圖將其上升為理解那場荒唐運動的重要視角。
確實，個體感受無法爭辯。有人在苦難中成長，有人在逆境中磨鍊意志，有人甚至因禍得福，最終改變命運。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個人經驗。但問題在於，一個人的成長是真實的，並不意味着製造這種苦難的制度和政策是合理和正當的；一個人在災難中有所收穫，也不意味着災難本身值得肯定。
恰恰相反，正因為人類擁有在逆境中頑強生存、自我修復的能力，我們才更應該譴責那些人為製造逆境的制度與政策，而不是反過來用受害者的堅韌去證明加害機制的合理，更不能用既得利益者的斬獲去讚美這個機制。
陶海粟在文中反覆講述與農民同甘共苦的歲月，講述史鐵生筆下那頭死去的耕牛，講述一碗粥、一棵苗、一席話帶來的「心靈淨化」和「精神升華」。這些經歷或許真實，或許值得珍惜。但問題是，農民的善良並不是上山下鄉運動的功勞；人與人之間的溫情，也不是極左路線的恩賜。那些人性的光亮，本來就存在於民間。如果沒有那場運動，知青同樣可以成長，同樣可以認識社會，同樣可以接觸底層百姓，而不必以一代人的青春、教育機會和人生選擇權作為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