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12月21日從北京火車站出發，開始了奔赴山西芮城的插隊之旅。那一天，晚8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報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所以說，我們是頂着再教育的雷到達農村的。幾十年過去了，我常想，我們都接受了什麼樣的再教育呢？或者說是沒有受到教育，我們反倒是教育了農民？這種教育與教育者之間的不確定性，讓我糾結了許久。
在農民眼裏，初來乍到的我們弱不禁風，五穀不分，用現代語言表述，是典型的「弱勢群體」，所以大部分時間是和婦女一起幹活，如給果樹打枝、鬆土、鋤草等；過了一段時間後，擔土、扛麻包這類男人幹的活也參加了。去時正逢冬日，是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之時，最累的活是擔土。一條扁擔兩個筐，一干就是一天。筐是竹編，呈簸箕狀，上有十字木條做支撐。扁擔兩端各系麻繩，繩下系一根用樹杈做的木勾，繩為柔性，樹杈勾為剛性，這種結構的優點在以下的敘述中可以體會得到。
擔土看似簡單，但也不是上手即會，社員都是雙肩而擔，雙手扶繩，走起來男人腰板挺直，女人娉娉婷婷，讓人想起電影李雙雙的鏡頭和那首歌：小扁擔，三尺三……。我們雙肩卻擱不住扁擔，放上即滑脫，那股勁兒還真不好拿。無奈只好單肩挑，筐一前一後，距離太遠，手扶不到繩，任其隨着身體起伏來回晃悠。且擔子太重，肩膀壓得歪斜，只好雙手托着扁擔以減壓力，遠望似作揖告饒狀，引來社員一片鬨笑。沒幾日肩膀紅腫得睡不着覺，按之則大痛，更遑論擔擔子。肩膀不成脖子代替，其硬撐的結果是脖上長了一塊死肉，五十歲時方才消退。如此二十天後，要領逐漸掌握，雙肩可擔之。
一個冬日下來，身體、技能大有長進，不但耐住了勞累，受鄉親教導，還可用類似雜耍動作炫人：擔到目的地，木勾勾住筐後的鐵環，將土傾倒，提將起來，就勢把木勾從鐵環脫出，掛到十字木條上，轉身再取下一趟土。整個動作一氣呵成，瀟灑利索，充滿動感而致的美感。鄉親中更有甚者，上述程序完成後，木勾疾速脫出十字支撐架，把筐拋向半空，筐翻轉一兩周後再用木勾將筐穩穩接住。這活的要點是拋出的勁兒要得當，過大過小都不行，且要眼明手快，才能完成。此藝最佳者，可雙手拋筐，翻轉兩周後再輕鬆掛在木勾上，難度堪比雜技演員。我為此苦練幾個月，成績是雙手拋可翻一周，單手兩周偶爾成之，雙手兩周絕無可能，弄不好還會砸了自己的腦袋。把繁重枯燥的農活變成可供人欣賞的雜耍，這也算是中國農民的一個創造吧！只是帶些苦中作樂的黑色幽默味道。現在電視中看跳水比賽，運動員做向前翻騰兩或三周的動作，恍惚之間眼前還會閃出那隻翻轉的竹筐。大好時光不用在學習上，卻在農村耍筐，荒廢青春，真是杯具。
很快半年時間過去了，真正的考驗來臨了，那就是麥收，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時節。晉南地區是山西省的主要產麥區，每年六月初，麥子熟了，滿目都是翻滾的金黃的麥浪。海子的詩中總寫到麥子，沒當過農民理解不了這種感情。麥子是農民心中的神，是他們的命，是他們得以繁衍的資源。我親眼看到有一年雨水過大，麥子無法晾曬，擱在庫房裏發了霉，社員們蹲在場裏嗷嗷大哭。割麥時節最忌下雨，所以又叫「龍口奪食」，跟龍王爺搶飯吃。
清晨四五點，生產隊長就在窯上大呼小叫：上工了，上工了！揉揉還未睜開的眼睛，隨便擦一把臉，拿上鐮刀，懵懵懂懂地走到地頭。割麥不單是累活，也是手藝活。手持鐮刀把幾行麥子順入另只手中，此步驟易傷手，再用鐮刀齊根部把麥割斷，此步驟易傷腿，再將麥碼於地上。如若割得快，要訣是麥綹要大，因麥子是分行而種，手大力大者可掄起鐮刀，將四或五行的麥穗攥在手中，再分行而割，唰唰幾下一片麥子便倒伏於地。我見過有社員在四五百米長的地塊上，彎着腰一口氣從地這頭割到地那頭，那姿態如同潛水員在大海里游泳，割後的麥茬高低一致，裸露的土地看不見散落的麥穗。中國農民吃苦耐勞堪稱世界第一。
輪到我們割，一趟地不知要歇過幾次，好容易割到地頭，扔掉鐮刀仰天躺下，那腰才算又回到自己的身上。最後，把麥子打捆，叉到馬車上，送進場院，時間已是第二天凌晨兩點。五點左右起床，再重複上一天的過程。一天僅睡三個小時。麥收時節農活之重，不親身經歷者無法體會箇中滋味。以後依次是晾曬、碾麥、脫穗、揚場、入庫，需在半月左右完成。如天公作美，這一陣子不下雨，豐收便到手了。
我們去的第二年（1969年），老天格外給面子，雨該下時下，不該下時不下，那年的收成是多年未見過的，麥棵比平常粗了一倍，割起來相當費力。老鄉們個個咧着嘴對我們笑：這是你們帶來的福氣！麥收過後的一天，見四隊一大爺蹲於場院，手托兩塊饃，面罩愁雲。問之有何不適，他卻將右手白饃遞過，問我：這是哪來的？又將左手高粱饃遞過：這是哪來的？見我不解，遂自答：白饃是自己種的，黑饃是毛主席給的。當時嚇我一頭冷汗，知道他這是對購銷返銷政策不滿。晉南是產麥區，每年麥收後需將大部分麥子上交國庫，留下的不夠吃，國家再返銷高粱作為補償。高粱面做的饃又粗又硬，吃多了拉不出大便，難怪老鄉牢騷滿腹。
我插隊的小村落在地圖上很好找，黃河沿陝晉大峽谷自北向南一路前行，到山西最南端向東一拐，直奔東海。我村就在那個拐點處。北接平陸縣，南與河南靈寶縣隔河相望。地處偏僻，所謂的山高皇帝遠，老鄉說話也無忌諱，直來直去。這些都是在北京聽不到，在書里看不到的，所以很願意與他們聊天，特別是年紀大的。從這一點說，他們是教育者，我們是受教育的，只是教育的內容卻是當局所意料不到的。
我們最感興趣的話題是解放前農民的生活到底怎麼樣？專找那些貧下中農問，得到的答案卻讓我們心驚。想通了也釋然，地還是那麼多地，人口卻增加了一倍（剛解放時近300人，現在近600人），怎麼不越過越窮？其次是地主如何剝削農民？那些當過長工的貧農老漢卻是一臉的不屑：他敢？夏收時給主家割麥，天天是白饃大肉伺候，要是不給吃好了，麥子都給他撇地里，讓他收個逑！原來是打工的比僱工的厲害。我不解：那就沒有黃世仁了？老鄉搖搖頭：幾輩子住一個村里，都成了親戚哩，地主又能咋樣？都是人嘛！
多年後我曾幾次裝修房子，因面慈心軟，吃了不少虧，上過不少當，想起多年前老貧農們的教育，方知此言不謬也！究其實，這些都是人性所致，平白無故地弄出個階級性，反倒是雲山霧罩，把簡單的弄得複雜化，放到實際生活中檢驗，怎麼也對不上號。一句話，地主有老實的，也有不老實的；農民亦如此。中國的皇權社會，歷代都行郡縣制，上面的統治僅到縣為止，也就是說，廣大的農村一直是以自治為主，這個自治原則是一個以宗法制為支撐的倫理社會，千百年來維持着農村的平靜與穩定。但近幾十年來，政權的交替，意識形態的滲入，原來賴以維繫平衡的倫理社會被階級社會所取代，由此發生了許多違反人倫的荒誕不經的事情，上述只是一個極簡單又很常見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