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娜拉」、「白骨精」和「有中國特色的女權」
秦暉
余汝信先生的第三部年譜力作《江青年譜》出版了，可喜可賀。我以為這本書的價值，主要在於它澄清的許多事實有助於說明幾個重要問題：
一、江青是「女禍」嗎？
1976年時已經成年的中國人都記得，當時舉國歡慶「粉碎四人幫」，說粉碎的是「王、張、江、姚」，實際上那只是按正式官位排名。半年前「丙辰清明天安門事件」中民眾自發排列的「江橋搖（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1】才是這幾個人真正的地位排序。後來的「世紀審判」也說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把江青放在了文官「反革命」的首位，判刑也最重。
而江青雖然在四人中年最長，入黨也最早，但在1960年代「京劇革命」前她基本上默默無聞，官級還不如張春橋；在黨國夫人中至少也不如王光美、鄧穎超知名。甚至文革暴發後她雖然號稱「旗手」，但官方「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正式排名也從未躋身前五，直到垮台前，她最後的正式官位也不如黨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和副總理兼軍隊總政治部主任張春橋。但她的實際影響確實遠大於王張，其原因很明顯，就是因為她是毛澤東之妻、中國的「第一夫人」。
正因為如此，她生前身後的榮辱也高度繫於性別和「皇后」這一身份。她被捕後沒幾天，當時以善於趨炎附勢著稱的大「文豪」郭沫若馬上填了一首「打油詞」《水調歌頭大快人心事》曰：「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而文革開始時，也是這個郭沫若，卻寫過一首肉麻的《獻給江青同志》並當着江青之面即席朗誦：「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郭以中國科學院院長之尊如此吹捧江青，就因為她是毛妻。
而1949年後留在中國大陸的頭號「新儒家」馮友蘭，文革中應招進了江青奉旨組織的「梁效」寫作班子，搖身一變成了張口閉口大罵「孔丘」的反儒健將。文革後面對曲學阿世之譏，家人辯護說他是崇拜毛澤東，而不是崇拜江青。其實這有什麼好辯解的？為討好領袖而緊跟其夫人，並非真正尊重後者，那就顯得高尚一點？難道古之佞臣通過裙帶巴結皇上，就是真正尊重裙帶嗎？
無論古今，通過裙帶巴結皇上當然不是尊重裙帶。於是天威之下江青可以飛揚跋扈，但「龍馭上賓」之後，她立刻就成為替罪羊。在官方宣傳中，江青成了陷「偉大領袖」於尷尬的「紅顏禍水」。郭沫若罵她是「白骨精」，等於說毛澤東是唐僧，至於說她「迫害紅太陽」，其荒唐幾乎等於說楊玉環迫害李隆基了。正好江青得勢時大捧武則天、呂后，當時還傳說她讓美國人維特克為她寫了本《紅都女皇》，這就更不得了。她不僅要為文革中的一切災難背鍋，私生活也被說的很不堪。文革中走紅的幾個由文藝、體育明星而取得政治權勢的男性，在坊間都被傳成江青的「面首」。直到如今，中共官方既不容否定毛澤東，也不容（至少不能公開）肯定文革，那麼文革之罪大半（林彪似乎可以分擔小半）歸咎於她，也是論述邏輯上的必然，更何況這樣的說法又迎合了中國古已有之的「女禍」敘事傳統了。
其實「迫害紅太陽」當然是無稽之談。江青助紂為虐為虎作倀，但絕不是什麼白骨精，毛澤東更不是唐僧。相反，江青其實比王光美乃至毛澤東這類人更符合唯物主義「存在決定意識」邏輯下的革命者。與絕大多數讀書人出身的革命領袖來自富裕家庭不同，江青算是出身貧寒。她的父親早年曾較為富裕，但在她出生時已經破落，作為老父小妾之女，她與其母都既感社會不平，也頗受「舊家庭父權」之苦。江青讀書不多卻很早就接觸進步文藝圈併入了共產黨，也算是反抗壓迫了。江青受五四影響，曾經像那個時期的不少革命女性一樣個性解放，與黃敬、唐納、章泯等人有許多浪漫史，但到延安嫁給貴人後即嚴守「婦道」。雖然所謂黨內高層曾經對她定下不許後宮干政等「約法三章」云云只是小說家言，但她還是懂得事君規矩的。文革後那些坊間傳說看來都沒有根據。
倒是毛澤東，早在上井岡山後就把楊開慧扔在長沙附近又不離婚，卻很快又娶了賀子珍，而且後來兩次指揮紅軍圍攻長沙，竟都不接楊開慧出險，導致她被殺害。連著名的西方毛粉特里爾也認為，毛澤東「要避免原有的妻子與新娶的妻子彼此相遇」，「足以哀傷的是，這種動機同毛澤東……以『政治路線』為指南的道德行為形成鮮明對照」。【2】進京登基後的毛澤東更是身邊美女如雲，勸人離婚卻反對人另嫁，還誇口曾把身邊若干女子走後門送進北大。同時毛與江青長期分居，後者面聖須經嚴格限制，甚至還受制於張玉鳳。儘管後來官方極力把這類眾所周知的事實進行無性化處理，但再怎麼批判李志綏、陳惠敏等人所寫那些不堪的敘事，這種事也是沒法洗白了。
總之，江青與毛澤東的後期關係哪裏是什麼白骨精與唐僧，倒與漢武帝和冷宮陳後有一拼。但在私生活上失寵的同時，毛澤東也給了江青足夠的補償，那就是政治上的重用。與毛澤東的許多「親密戰友」、疑似乃至法定接班人和寵臣高崗、劉少奇、林彪、王洪文都先後失寵相比，毛澤東雖然也批評過江青，還發明了「四人幫」一詞，甚至導致康生也誤揣聖意出來揭發江青是「叛徒」，但最終毛澤東最信任的仍然是江青，為了保她，還再度打倒了歷史上的老資格「毛派」和1949年後的長期親信鄧小平，並安排了「忠厚老實」的華國鋒來保護自己身後江青的安全，這成為毛一生最後的政治決策（儘管同樣看走了眼）。換言之，江青在毛澤東後期私生活上失寵，但政治上幾乎可以說是專寵。
文革時期的江青，官位不是很高卻貴為「旗手」，舉着毛澤東的令旗奉旨專擅，跋扈政壇，運動群眾，整人無數，遠遠超過了王光美此前在劉少奇支持下整人的「桃園經驗」（毛澤東斥為「形左實右」，實際也是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得罪毛澤東後的自保之舉）。她為遮掩舊事對上海灘那些文藝界、演藝界舊友進行翻臉無情的封口滅口式整肅，應該是她的私心自用，毛澤東未必授意；她在北大群眾大會上自爆家怨，放肆辱罵毛家親戚張文秋、邵華；她對王光美、嚴慰冰、孫維世等人的仇恨更帶有明顯的嫉妒和私仇性質。但除此以外，江青絕大多數的整人都是奉旨而為，欽差辦事，深得毛澤東賞識。江青仗勢欺人，狂妄霸道，待人無禮，連中央文革的掛名組長陳伯達都被她這個「副手」逼得屢次想自殺。毛澤東對她的不知高低，到處樹敵也很了解，並幾次提醒和批評。但總的說來，這樣的「戰鬥性」還是毛澤東非常倚重的。中央文革絕大多數成員都在短期內先後倒台，很多是因為毛澤東「戰略部署」的轉向而被甩鍋，但像陳伯達這樣的人也轉向林彪，只能說是江青情商極低欺人太甚所致，而毛對此也是堅決保江棄陳的。
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他的統治至多三分靠意識形態，而「帝王學」至少要佔七分。他極為欣賞的法家「法、術、勢」三招，可以說江青（相當程度上也包括張春橋等人）的「法」（不分貴賤，賞罰由己）和「勢」（強權懾眾，政治高壓）都玩得爐火純青——當然都是行毛之法靠毛之勢，他們自己是無獨立的法、勢可言的。但是毛澤東的「術」（朝三暮四，玩弄政敵）他們卻學得不怎麼樣。
毛澤東在1966年末曾「為全面內戰乾杯」，【3】到1975年卻說對文革三七開，「全面內戰」屬缺點之三。張春橋曾說對毛的「全面內戰」含義他「始終沒有明白」，江青更是宣稱「全面內戰我根本沒份」，這應該不完全是文過飾非。對於毛澤東文革中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理論家」張春橋固然無法完全理解，猛打猛衝的江青更無法每次都能準確揣摩適應。典型的就是對文革中罕見的維權式造反，毛澤東明顯是引蛇出洞，江青有時卻弄假成真。
毛澤東在文革前夕除了對「身邊赫魯曉夫」、「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說過不少狠話，還在很多場合表現出對草民的深度懷疑，如「重上井岡山」時對張平化等表達反感農民的「自發勢力」，認為這是你死我活的大問題，對近臣談及高校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等等。筆者曾指出，【4】文革中煽動民眾把自己一手建立的官僚機器打爛，接着又鎮壓造反重建這部機器，這種從秦始皇到斯大林都沒有幹過的怪招以往常被人用意識形態來解釋，說毛澤東這樣做不是為權鬥而是為烏托邦。確實毛澤東如果只想整權臣，可以像斯大林那樣用警察手段清洗宮廷；如果只想整刁民，也可以動員官僚機器搞「反右」，文革前他就是這樣做的，文革中這兩者也都用過。但是如果像1962年後那樣，毛澤東深感官僚與民眾都不可信，只用這兩手就不行，而像韓非等早就講過做帝王者如何利用人性之惡挑動臣下互鬥，自己居上操控兩邊市恩，才是高明之術。
因此文革中毛澤東會一時起用潘復生、王效禹、張愷帆、程明遠等過往曾因「右傾」、尤其是農村問題上的右傾而被整之人支持「造反」，但不久他們又被本質上更加極權（所謂更「左」）的文革所打倒。同樣對於民眾「反官僚」，如果不是純粹為毛澤東火中取栗而是還有自己的維權要求，也會很快就被卸磨殺驢，甚至一開始就「不准革命」。典型的如文革中的「另類工農兵」：工人中希望轉正的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等，農村中希望回城的下鄉知青和鬧待遇的「榮復轉退」軍人，都是不准專門成立維權組織的，尤其是當時不准成立全國性組織的規定（這明顯是「奉旨造反」的體現）一開始就幾乎是為他們量身打造。
但正因為他們維權動機強烈，初期也曾被文革發動者利用。《年譜》中提到的「全紅總」正是這樣一樁案例：
就在毛澤東為「全面內戰」乾杯而舉辦家宴的當天，江青與幾個文革要人接見了「全紅總」代表。全紅總，即全國紅色造反者總團，一個「三工」即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維權造反組織，當時正與官辦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走資派」發生衝突。江青當時發表了慷慨激昂的長篇講話，高調稱讚「三工」造反，宣佈「毛主席是支持你們的！」她激烈抨擊當時的體制對待「三工」猶如舊社會的「包身工」，「封建主義也不能比這個制度殘酷」；而官辦工會則是欺壓三工的「老爺」。其實，所謂「三工」就是今天的農民工。如今一些「毛左」朋友說農民工是改革後「資本主義復辟」的產物，江青這番話其實對此是有力的反駁。
但是文革果然是要為這些工人說話嗎？本書作為江青的年譜並不能詳述這件事的結果：實際上「全紅總」當時在江青支持下已經和勞動部、全總制定了為三工維權的「三條」，並據此擬定了三家《聯合通告》。但是，據說江青把「三條」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卻被斷然否決。周恩來、劉寧一（中華全國總工會當時的負責人）原定要參加「全紅總」的群眾大會，卻突然變卦。
此後形勢急轉直下：中央文革下令取消《聯合通告》，毛澤東授意上海以「工總司」為主的奉旨造反者在「一月革命」中突出「反對經濟主義」，實際上就是要求勞動者只能為上層權力鬥爭火中取栗，而不准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當時一幅著名的宣傳畫，就是幾名「工人造反隊」一邊刷出「反對經濟主義」標語，一邊把寫有「福利」字樣的幾張紙撕得粉碎。很快，「全紅總」就被打成反革命組織，遭到明令取締，其主要負責人（基本都是「三工」）全部被捕並被判重刑。並從此明令禁止成立全國性群眾組織。同時還在全國迅速掀起了一波要求勞動者退回「物質刺激」獎金、減少休息、節假日「革命化」（實即照常勞動、無酬加班加點）的運動，以至充斥於整個文革期間的「先生產，後生活」、「活着干，死了算」、「小車不倒只管推」等赤裸裸的血汗勞動口號……。
反倒是文革後改革開始，「全紅總」組織者們才獲得平反出獄。
直到今天，當時參與者還為「全紅總」事件的內幕發生爭論：從受江青力挺到變成「反革命」，短短几天怎麼會如此急轉？江青的「三條」在政治局常委會怎麼會被否決？一些人認為這是江青與周恩來鬥法。【5】這種鬥法當然存在，但其實在這種事情上能夠最終決定的當然只有毛澤東。江青再蠻橫，也不過是他的一枚棋子。而周恩來就算一開始就反對「全紅總」，又怎麼會一度表示出席「全紅總」大會，卻又突然變卦？顯然，「全紅總」事件典型地體現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權術實質：通過挑動在他操控下的官民互鬥，剷除官民雙方他認為的異己分子，從而進一步強化他對官民上下的控制，既消除民眾維權的可能，也排除高官分權的隱憂，而進一步使他自己的「皇權」至高無上。這和所謂的烏托邦理想有什麼關係？
但是顯然，就連江青對這種意識形態表象下的權術，也並非任何時候都能心領神會。否則，即便她在接見「全紅總」時的高調力挺是公開場合的表演，她把「三條」提到常委會而被毛澤東否定，難道也是表演給毛澤東看？是江青利用毛澤東還是毛澤東利用江青，從這件事還不清楚嗎？所謂江青能夠背着毛澤東肆意作惡，所謂江青以「女禍」害了毛澤東，自然都是無稽之談。
二、江青代表「女權」？
如果說在中國的官方話語裏江青的「女禍」頗有中國特色，那麼相反地在西方左翼文化中，江青也因為性別和「有中國特色的女權」而享有特殊地位。1972年後直到四人幫垮台後，坊間都傳說江青讓美國人維特克為她寫一本斯諾式的偉人傳記《紅都女皇》，其中披露了許多有損於毛有害於黨的內容，導致周恩來的阻止和毛澤東的震怒云云。正如本《年譜》澄清的：這些說法基本是離譜的謠傳。事實上江青接受維特克的採訪是周恩來介紹和建議的，雖然不知為何後來中方中止給維特克提供原來許諾的採訪整理稿，但維特克還是在1977年，即在毛澤東死後及江青倒台後出版了500多頁的《江青同志》，而那部據說惹怒了毛澤東的《紅都女皇》則完全子虛烏有。維特克是以西方女權主義視角寫的《江青同志》，儘管沒有寫成偉人傳記而且對江青、乃至對共產黨體制都頗有微詞，但也確實是把江青作為共產主義婦女解放運動中的女性革命者來敘述的。
而江青垮台、文革在中國被否定，也並沒有結束西方女權主義的江青敘事。2003年長達兩個半小時的兩幕歌劇《毛夫人》在美國上演，劇情為「毛夫人也是一位女權主義者，在強大的男性主導社會中孤軍奮戰，」「隨着她的希望一個個破滅，她遭受的來自毛澤東和黨的每一次屈辱都加劇了她的復仇欲望。最終，她那份無果的愛戀演變成了針對所有人的惡意政治報復。」【6】
這樣的說法並非全無道理。事實上，前節指出中共對於江青的「女禍」敘事確實帶有明顯的中國傳統男權偏見。而江青也確實以婦女解放自詡，我們都知道她早年出演易卜生的名劇《娜拉》女主角一炮打紅，而現在從《年譜》中看到，她當時還寫了不少以娜拉自勵的文章，對這個角色的強調遠超她其他的演藝實踐。到了晚年，她更是大捧武則天、呂后，儼然有成為「女主」之志。儘管此時她對當年的演藝生涯已經諱莫如深，但她在文革中推廣的文藝典型形象，用老百姓戲謔的說法，就是「一個大姑娘，身穿紅衣裳，站在高坡上，手指向前方」，「女權」色彩似乎非常濃厚。更不用說在江青得勢的年代，女性乾重活的「鐵姑娘」運動達到高潮，女幹部比例據說也比改革後更高。
更重要的是，長期以來西方「後現代女權觀」基於對「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的批判，對改革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女權」（改革後被稱為「有中國特色的女權」【7】）一直有頗高的評價。而對改革時期暴露出來的大量女性災難，則往往被歸之於「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後「革命成果的喪失」。【8】但多虧了「社會主義國家女權主義在資本主義中國的遺產」，所以還不那麼糟糕。【9】這種說法雖然並不直接提到江青，但改革前中國女權更高之說如果成立，江青當然就是代表了。
但是「娜拉」體現的女權與「武則天」式的「女人掌權」是一回事嗎？前者又是怎麼異化成後者的？江青是「男權的受害者」還是極權的施虐者？如果都是，這兩者又是如何轉化的？筆者曾指出：五四時代的「娜拉出走」一方面具有極大的啟蒙價值，另一方面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走出「舊家庭」的娜拉卻往往被利維坦所吞噬，從而陷入比「禮教」更殘酷的陷阱。【10】而江青的一生，就更是雙重的悲劇：她從「娜拉」變成第一夫人，似乎是「新女性」中的最成功者，但是作為利維坦機器中的要角，她不僅參與吞噬了無數的娜拉——筆者提到文革中駭人聽聞的性暴力、「鐵姑娘」不堪勞累而自殺、女知青的悲慘遭遇等等。而且在人前專橫跋扈的她，在毛澤東面前卻毫無尊嚴。但作為「娜拉」，黃敬、唐納、章泯對於她毫無「夫權」可言，毛澤東為什麼就有？說穿了不就因為毛澤東是「皇帝」嗎？毛之於江，表面上是「夫權」，實際上還是皇權或極權。江青並非「狐媚惑主」，但的確是為虎作倀，倀為虎噬而助虎噬人，她製造或參與製造了無數悲劇，自己也成為一大悲劇。
江青式的女權革命，最有名的藝術象徵莫過於曾經的「八個革命樣板戲」之一《紅色娘子軍》了。《年譜》對江青插手改造這部作品的經過敘述甚詳。文革前作為中國第一批彩色電影，《紅色娘子軍》的主題歌詞就膾炙人口：「戰士的責任重，婦女的冤讎深。古有花木蘭，替父去從軍；今有娘子軍，扛槍為人民。」現在我們知道，這《紅色娘子軍》的生活原型是共產革命中瓊崖紅軍的一支女子部隊。根據其領導的回憶，當時在瓊崖參加中共軍隊的女性，歷經多年動員最後多達2300多人，遠不止一個「娘子軍連」。電影《紅色娘子軍》原本更具有五四女性敘事的色彩，除了主角丫鬟吳瓊花的遭遇有隱晦的性暗示外，又安排了個女次角紅蓮，因為包辦婚姻被嫁給一個木偶「丈夫」而憤起造反。但舞劇版《紅色娘子軍》由於江青的強改，紅蓮式的禮教壓迫情節被刪除，觀眾只看到女主角作為「勞動人民」受到「南霸天」的階級欺壓，並作了明顯的「去性化」處理，如女主角吳瓊花改名為中性的「吳清華」，並從丫鬟變成了欠租被囚的「佃戶女兒」。甚至全劇的第一主角也變成了男性的黨代表。而而據現實中的黃康回憶，瓊崖紅軍女兵中不少人確實是「反抗封建壓迫」、「不滿丈夫欺壓」而參軍的，這應該是典型的中國式「娜拉出走」了。但是這些「婦女解放」先鋒在革命勝利後的結局如何？
直到1986年，原瓊崖縱隊領導人黃康在生命臨終時才道出這個令他遺憾終身的內幕：當年中共南下大軍接管瓊崖後，很快於1952年開展「反地方主義」運動，瓊崖縱隊因並非中共嫡系而被懷疑為「土匪」，領導被清洗，男兵解除武裝變為進深山服勞役的「林業師」，其2300名女兵被全部強行遣散，按黃康的說法「趕回老家，分文不給」，連一紙復員證書都沒有領到。她們很多人已「出走」多年，「無家可歸，不少人流浪街頭當乞丐」，甚至有40多人因走投無路先後自殺，10多名淪落為妓女。當西方女權學者津津樂道於中共把「舊社會」的妓女全部抓起來強制改造的巨大成功時，她們想到過革命女性又淪落風塵的這一幕嗎？
其實「娘子軍進行曲」把「古有花木蘭，替父去從軍，今有娘子軍，扛槍為人民」並列，當做古今婦女解放的象徵，這一對比本身就很耐人尋味。與古典文學中劉蘭芝、唐婉這類深閨怨婦式的禮教壓迫下的悲劇女性，以及同樣反映禮教歧視婦女的各種「紅顏禍水」之說相比，傳說中的「花木蘭」算是很難得的「正能量」女性形象。但是從現代女權的角度講，木蘭這個形象其實並未提供什麼父權壓迫的圖景——《木蘭辭》中的「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完全是一派溫馨的親情，而木蘭自願替父承役更是個孝女形象，並沒有舊式家庭中「婦女的冤讎深」之影子。
而另一方面，這故事也完全沒有任何「國族主義解放女性」的解釋空間。詩中木蘭「替父去從軍」明顯屬於強制服役。在家而言，木蘭雖然是自願替父赴難，但在國而言，她從軍卻並非自願效忠。原辭中說得清楚：木蘭不是應募當志願兵，而是應徵為服役者。這種可怕的強制徵兵制是中華自有秦制以來的一大災難，也是中國歷史不同於歐洲的一大特徵。我們知道在沒有秦制的歐洲，從西歐的英法直到東歐的俄羅斯，中世紀時從軍都是貴族的義務，軍隊都是貴族騎士武裝。一般平民可能是貴族的農奴，但不會是皇家的炮灰。他們對貴族可能承擔沉重的勞役或代役租，戰亂中也會遭到劫掠、饑荒和其他池魚之殃，卻極少直接死於戰場（貴族乃至君王的戰死概率卻很高）。他們的家庭可能會遭到無良主人的破壞（如傳說但最近被質疑的初夜權之類），卻極少被朝廷大規模毀滅。
但是在中國的秦制下，歷朝歷代駭人聽聞的戰亂中大量陣亡的都是普通百姓，權貴則極少親冒矢石——所謂「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而強制性兵役與同樣強制性的勞役徵發一起，毀滅了無數「舊家庭」，造成深重的民間災難。從漢樂府的「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唐詩的「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雲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直到中共指斥民國的《抓壯丁》。男性從「可憐無定河邊骨」、「新豐折臂翁」到「無家別」的倖存老兵，固然不堪回首，而女性從孟姜女、石壕嫗到《新婚別》、《征婦怨》和「春閨夢裏人」更是血淚斑斑。《木蘭辭》其實就是一個這種徵發制度下的倖存者故事：由於所謂「可汗大點兵……卷卷有爺名」，朝廷強制徵兵徵到了年老體衰的父親頭上，而「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這並不是保衛祖國踴躍參戰，而是為父盡孝冒名頂役，這與《石壕吏》中「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赴河陽役，猶得備晨炊」的悲劇場景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沙場上同樣作為被征者，「鐵姑娘」木蘭與力衰老嫗相比倖存機率更大、可悲程度較低而已。
無怪乎經歷十二年廝殺倖存，「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之後，木蘭不顧可汗「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她不願論功行賞加官進爵繼續為國盡忠報效朝廷，而是急着回歸「舊家庭」與父母姐弟團聚，並且立即「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着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再也不做「鐵姑娘」了。按時下一些人的邏輯，這覺悟也太低了點。
總之按辭中所述，木蘭在「父權」下是孝順女兒，在皇權下則是一個被迫服役的倖存者，一個急於脫離朝廷而回歸家庭的「反向娜拉」。她與「娘子軍歌」中被人與之並列的現代瓊崖女紅軍其實恰恰是截然相反的典型。但耐人尋味的是：古辭中的木蘭還有個「大團圓」結局，現實中的「娘子軍」卻是皇權-極權下的悲劇角色。
其實從更廣闊的視野看，在中國的古典文學傳統中，皇權下遭遇悲慘的孟姜女、「白頭宮女」、「新婚別」、「征婦怨」構成了一個浩瀚的文學類別，比「父權」或「舊家庭」造成的劉蘭芝唐婉式悲劇不知多出幾個數量級，而「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晝燭」的慘烈程度，更是後者完全不能相比的。與之相比，歐洲中世紀並沒有這種文學傳統，卻有「戰場是貴族的墳場」的古諺。
因此，女權作為人權的重要內容無疑是普世價值，但女權實現的路徑卻不能「問題誤置」。走出「家庭」、獻身「國家」，是現代女性的權利，但並非她們的義務，尤其不能以專制權力來迫使她們履行「為國獻身」的義務。就像女性可以要求平等、無職業限制的就業權利，但國家不能強制她們像青壯男性一樣乾重活、西方女性要求墮胎權是女權的一大勝利，而中國女性的大規模被迫墮胎卻是一場大災難一樣。在沒有秦制的歐洲，現代文明國家可以創造條件幫助女性走出家庭，即便如此，在「絕對主義專制」時期「市民」努力戰勝王權的階段，洛克、盧梭等啟蒙思想家仍然主張「父權合乎自然，王權違反自然」。今天人們已經與時俱進，不會在價值觀上把「父權」視為「自然」，但在事實判斷上把父權與皇權混為一談，乃至認為「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認為衙門比爹媽可信，以「皇權」把「娜拉」從家庭中驅趕出來作為利維坦的工具，並不是真正的婦女解放。從「娜拉」到「呂后」的江青道路就是一個例子。江青的「男女平等」其實就是「把孟姜女也抓去修長城」，不要說給大量女性帶來災難，她自己也沒有得到真正的個性自由和人格獨立。
三、江青研究中的多元化視角
從自詡「娜拉」到被男性領袖們罵成「白骨精」，江青無論在啟蒙-文革史、中共黨史和女性史中都是繞不開的人物。而考察江青的視角則可以有很多。在這方面她比康生還要突出。余汝信先生上次出版《康生年譜》我應邀寫了序。後來有朋友對該書不滿，另寫了一部商榷性的康生年譜，我認為也很好。我向來認為，歷史研究中的事實判斷應該明確有無真偽，弄不清楚的可以存疑，但不能「多元」。然而價值判斷的多元化則無法避免，也是學術自由下的常態。而由於價值判斷的多元，歷史敘事中的事實選擇也難免有不同的視角。如果因此引發討論，那恰恰是研究的價值所在，也是我寫序跋書評類文字的動力。朋友們都知道我是一般不寫應酬性評論的。我以為純粹應酬性的序跋和評論，商業上或許能促銷，學理上其實意義不大。我自己的書就樂於請人撰寫商榷性書評，給別人寫序當然也喜歡借書言事，促進討論。以前是如此，以後也是這樣。余汝信先生長於考證，尤其善於發人之所未發，我認為這就非常難得。如果余譜在事實上有重大錯誤，當然應該指正。但坦率地說王譜這方面貢獻不多。如果只是事實選擇視角上的不同，我以為完全可以百花齊放，兩譜並存，互補互商。
康生、陳伯達和江青，過去一直是千夫所指，這當然有為虎作倀咎由自取的成分。但是以倀代虎，並不可取，伐倀護虎，更是大錯。中國歷史上一直有皇上英明，誤國者不是奸臣就是「女禍」的敘事傳統，這非常不好。有人為倀們辯護，是要證明惡虎英明不會看錯人，說實話這樣的人已經不多。有人細辯倀責，則是要指出真正的惡虎必須背鍋。正如明儒文徵明所言，「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尤其在「指斥乘輿」仍是大忌諱的當下，後者乃是更重要的工作。我認為余汝信先生花大力氣去撰寫這些年譜，應該就是要做文徵明式的工作。至於從康生想到體制中人之「測不準」，從陳伯達看出宮廷陰謀政治意識形態外衣的虛假，從江青來看中國「女禍」論之謬誤和西方後現代女權視角的錯位，那就是筆者借書言事，自負文責，以待方家指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