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9年1月到1972年12月，我在陝西省延川縣關莊公社太相寺大隊劉家灣村插隊落戶，當了四年農民。
1.哭聲震天離北京
1969年1月13日，是我人生的重要日子。
1968年12月21日，毛澤東發出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後，北京便掀起了上山下鄉的高潮。我所在的清華附中初641班，去黑龍江、內蒙古、雲南、山西插隊的和參軍、留京的有十來人，這次，其餘的三十多人都報名去陝北，我也是其中之一。
當農民不是我的初衷，當時我只有17歲，上初二，但在時代大潮的裹挾下，個人沒有選擇。文革頭兩年，我們曾在京郊東北旺下鄉勞動，見到了文革前下鄉的知青，一進他們住的房子，從灶台上飛起烏雲般一片蒼蠅，他們預言，我們的命運肯定和他們一樣，也會下鄉，我還不相信。我以前沒有明確想過這輩子要幹什麼，但肯定是要上大學的，不然也不會報考中學時都選大學附中。
文革初期，班上的同學仿效秦始皇焚書，在宿舍里把我的中學課本都燒了，看着臉盆里還在冒着煙的灰燼，我黯然神傷，覺得是個不祥的兆頭，但還存有幻想，覺得上不了學的噩運不會真的降臨到自己頭上，因而前幾批去雲南、黑龍江、內蒙古、山西農村插隊，我都沒有報名。然而現在，有偉大領袖「最新最高」的指示，在「忠不忠，看行動」的年代，你還能有什麼選擇？
臨走前，大約是1968年12月，我騎車去看爸爸（吳磊伯，地質學家，1935年在北大參加「一二九」運動，加入民先隊和共產黨。1943年，和南延宗第一次在中國發現了鈾礦；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又指導廣東省地質隊發現了當時中國最大的鈾礦211特大型鈾礦床），向他辭行。當時他還關在牛棚里。
文化大革命時期，我爸爸受到了很大的衝擊，我記得最清楚的，是讓他寫交代材料，他寫出草稿來，我們幫他謄抄。無休無止地交代，無休無止地寫，一稿一稿又一稿。要他把30年前的事情按年按月甚至按天寫出來，稍有遺忘，而造反派又從其他人那裏聽說了一二線索，就說他不老實，要他重寫。回想至此，閉上眼睛，眼前就出現了他坐在昏黃的枱燈前，皺着眉頭，苦苦回憶的情景。
我給他謄抄交代材料時，屢屢驚異他怎麼會有那麼好的記憶力，居然能把30多年前的事情按天回憶起來。殊不知，那對他的腦子和精神是多大的摧殘！當時，造反派送給他「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等幾頂大帽子，抄了家，停發了工資，把他關進牛棚（文革時，他們這種人被稱為「牛鬼蛇神」，住的地方便簡稱為「牛棚」）。
我去的那天，天上下着小雪，天陰沉沉的，我的心也陰沉沉的。他的牛棚是原來的圖書閱覽室，人們過去看書的大桌子現在成了牛鬼蛇神的床，床邊有一張小桌子，爸爸就伏在這張小桌子上寫交代材料。桌上放着一包煙，他已戒煙了很長時間，現在卻又抽上了。古人說，抽刀斷水水更流，借酒澆愁愁更愁。
我看，借煙驅愁也好不到哪裏去。而且，那是什麼煙啊，9分錢一包的「羊群」！裏面儘是硬硬的煙梗，抽兩口就滅。劣質的煙霧瀰漫在昏暗的牛棚里，讓人幾乎要窒息。爸爸見到我來很高興，也許這是他這死一般生活中唯一的亮點。他張羅着讓我坐下，問我家裏的情況，什麼時候走，帶的衣服夠不夠，說陝北很冷，讓我帶上他的皮大衣。我沒有拿。爸爸已年近55歲，在牛棚里不知還要住多久，這豬狗不如的境況不知還要延續多久，皮大衣還是留給他吧。
下鄉前，爸爸的工資停發，每月只有14元生活費，媽媽沒有錢為我準備下鄉的行李，賣了劫餘僅剩的結婚金戒指，在當時，也只賣了幾十塊錢。我走後，姐姐妹妹相繼下鄉，也要準備行李，但再沒有細軟可賣，媽媽只好把我上中學時騎的自行車也賣了。
1969年1月3日，我忽感不適，發燒頭疼，可能是感冒了，去北京人民醫院看病，那還是在白塔寺的老院。記得是在一進門往右拐的第一間診室，大約有幾十個人在門口等着看病，在排隊等候時，前面的人聽說我再有兩天就要去陝北插隊，紛紛說：「你先看，你先看。」把我讓到了最前面。看病的是位女大夫，給我看病時親切地叮囑我注意事項，這都讓人心裏暖暖的，感到人間還有溫情。而前幾天做下鄉前體檢，那是在海淀醫院，檢查的速度快極了，在一個大夫前也就停留幾秒鐘，拍拍你的背，按按你的肩膀，就通過了！連脊柱彎曲、少根肋骨的都合格。
往學校運行李時，是我生平第一次蹬板車，我騎着借來的三輪車拉着行李騎在去學校的路上，還得意自己第一次騎就騎得這麼好。但樂極生悲，在魏公村附近，不知怎麼撞了一個騎自行車的人，把他的自行車大梁撞彎了，只好花了五毛錢給他修車。
本來說元月5日出發，不知為什麼又推遲到元月13日。
1969年1月13日，我離開北京，乘火車去銅川，爸爸還在牛棚，媽媽和姐姐妹妹去送我。我們是從北京站出發的，車站上人山人海，那一天，我真正知道了什麼叫生離死別。
上了火車，安頓好以後，我便站到窗口，聽着媽媽的囑咐。汽笛拉響，火車開動時，車上車下忽然爆發出震天的哭聲，響徹雲霄。車下的父母兄弟姐妹追着緩緩前行的列車，拉着車上親人的手，久久不願鬆開，仿佛從此天各一方，再也見不到了。
媽媽也哭喊着跟着火車跑，仿佛想再跟我說點什麼，再看我一眼，再拉拉我的手。車下的人拼命往前跑，車上的人拼命拉住車下親人的手，但火車越開越快，終於把緊緊牽住的手分開。
唐代大詩人杜甫在《兵車行》中描述了將士出征、親人送別的情景「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但那是在戰亂時期。而現在是和平年代，為什麼卻使人感到仿佛是在亂離之世，前途迷茫，再也回不了家，見不到爹娘？此情此景給我極大的震撼，我這輩子只見過一次，但卻深深地永久地刻在了我的大腦中。
當時我年輕的心，以人前流淚為恥，覺得那樣很丟人，車開動後，為了表現男子漢四海為家的氣概，我還與同學們談笑風生，但內心深處，卻也暗暗生出了莫名的恐懼與不安。後來每憶及這一幕，總要想起媽媽，總不禁熱淚盈眶，甚至痛哭失聲。媽媽現在已經離我遠去了，子欲養而親不在，再要盡孝已不可能。人生，人生，為什麼這麼多無奈！
2.從北京到劉家灣
1969年1月13日，我們乘火車離開北京。這列火車是知青專列，車上的一千多人都是知青。也許是年輕人的心裏裝不住愁，開車不久，很多人已經從離別親人告別故鄉的離愁別緒中擺脫出來，又開始有說有笑，時不時，我也拉拉自己帶着的小手風琴。至於以後的事，還真沒怎麼想，下鄉去什麼地方，和哪些人在一起，我都不知道，以為這是學校或者要去的延川縣安排好了的。
但很快地，人們便開始自由組合。有女同學來問我：「吳乃華，和我們一起去吧。」打聽之下，和她們一起去的，還有幾個高二的同學，他們比我大三歲，比我們懂的多，也比我們老練，和他們在一起，豈不是會處處管着我們？我不願意管別人，也不願意被人管，所以沒有同意。
最後，安排在劉家灣的大概是別人組合後剩下的，一共13個人，其中8個人是初641班的同班同學：劉元東、段和、吳乃華、尹清萍、許玲、蔣文佳、熊雪玲、張蒲靜，還有許玲的哥哥許全，張蒲靜的姐姐張蒲真，初642班的同學岳林，以及兩個鐵道附中的女生樊平和李潞萍。
1969年1月14日，火車經西安到達銅川，我們住的地方似乎是一所學校，晚飯時，打飯的大叔一邊盛菜，一邊勸我們：「多吃個白饃，多吃個白饃，再往前走，就沒得吃了。」當時我還不太相信，以為他有點誇大其詞，1962年之後，我們在北京已經不再吃代食品；文革初期在學校附近支農勞動時，饅頭也是管夠；大串聯時，到各地米飯饅頭都能吃飽。現在，難道去陝北又會像三年困難時期一樣餓肚子嗎？心裏存了個大大的問號。但從食堂大師傅那認真的口氣中，又感到不是在說笑話，心頭不禁掠過絲絲寒意，難道饑荒歲月還會再來？
晚飯後在校園裏溜達，聽到什麼地方傳來鋼琴聲，循聲找去，來到一間教室，有個叫馬迅的同年級男生正在彈琴，琴聲優美流暢，看的出來是經過專業訓練的。我從小就羨慕會彈鋼琴的人，少年時，父母見我們喜歡音樂，也給買了手風琴、小提琴、笛子、簫、口琴等樂器，讓我們學，但一直沒有痛下決心買鋼琴。文革初，我到菜市口的委託店逛，看到賣舊的德國鋼琴150元，較新的鋼琴250元，也不知是抄家物資、掃地出門者的東西，還是擔心封資修的惡名而主動賣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