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這樣的「附體」，讓毛澤東在黨內的政治地位具有了「神性」。這個「神性」就體現在毛澤東的言說、政策設計、權力與黨的意識形態的緊密結合上。而1945年之後中共所取得的一系列革命成就，都成了這個「神性」的證明。
問題也正在這裏。如果共產黨的事業一帆風順，那麼，不會有人去懷疑這個神祗的靈性。但是，當黨的最高領導人設計、制定的政策在實際中遭遇失敗時，讓其去承擔因此而產生的政治責任，這就不啻讓那個喪失了保佑靈性的神祗去擔當凡間的具體罪錯。在這樣的政治架構中，反對毛澤東制定的政策，反對毛澤東，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黨的指導思想，反對黨的意識形態，反對黨，反革命……就都成了一回事情。由此，在黨內政治權力鬥爭中，「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為毛澤東奠定了不敗的基礎（參見《大躍進1958—1960年》第299—302頁，《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第171—181頁）。
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正是提出「毛澤東思想」的劉少奇，成了其所打造的這個政治神祗的最大祭品。這也正是麥克法夸爾的不解之處：「劉幾乎肯定從未想到過任何政變，但他卻未作任何抵抗，這確實是很奇特的。相反地，他1966年5月順從地主持了打倒他的主要政治盟友的會議。」（《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第451頁）
當然，在這樣的政治架構中，對毛澤東那些在國家政治實踐中已然遭遇到多重失敗的種種政策感到無能為力的，還不止是劉少奇。在黨的意識形態附於毛澤東之身時，那些曾親眼見證過神祗靈性的同志們，看着「這位帶領他們從漫長的革命征途走向勝利的人，現在又以某種捷徑，帶領他們向烏托邦發起了衝刺」的時候，「誰會去提醒作為神的毛說，大自然可以馴服，卻不可被踐踏；人們可以移山，卻不能創造奇蹟；政治革命可以在十年或者甚至一天裏成功，但思想革命卻需要幾個世紀」？（《大躍進1958—1960年》第314頁）
也正是這樣的「人神」一體，使毛澤東具有了黨內其他任何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政治優勢。這種政治優勢，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本錢——毛澤東是「毛澤東思想」的化身，「毛澤東思想」是中共黨的指導思想，因此，毛澤東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化身。這個現實，正是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幾近徹底顛覆了黨的組織結構，卻能給除他自己以外的所有人扣上「分裂黨」的帽子，他本人則凌駕全黨之上的根本原因。
這樣的現實，也是中共在日後整理文革瓦礫之時，頗有投鼠忌器之感，難以將毛澤東與作為中共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徹底剝離，並且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以及對過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細」（引文均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根源。
中共執政地位的確保，需要作為其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而「毛澤東思想」的存續，又需要確保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要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就必須對過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細」；「宜粗不宜細」，才有當下中國大陸文革歷史研究的冷清局面……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環環相扣的制約和限制中，黨對國家應負的政治責任，文化大革命給國家造成的災難，都始終沒有得到細緻言說的機會。也正因此，今日中國，在相當多的人的想像中，文革竟然有了玫瑰色調的魔幻色彩，由此，也才會公然出現「重慶模式」（指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的政治實踐。
至今，「毛澤東思想」讓毛澤東仍舊站在中共歷史的制高點上。這，也許正應了天安門上那句證明毛仍身在神壇的口號——「毛主席萬歲！」以文化大革命爆發為止點的《起源》一書，也正是用「毛主席萬歲」這句耐人尋味的「最高指示」，結束了這三部探討文革發生起源的皇皇大著（《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第454頁）。
本期檔案推薦：
《政治中國：面向新體制選擇的時代》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炎黃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