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據媒體報道，已身陷囹圄四年多的中國記者董郁玉被檢查出心律失常，肺部發現腫瘤。他的家人呼籲當局實行人道主義，讓董郁玉取保送醫，以接受更好的治療。
董郁玉198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1989年因參與天安門抗議，被下放勞動一年，後回到《光明日報》工作，曾任評論部副主任。2022年2月董郁玉在北京失去自由，2024年被以「間諜罪」判刑7年，儘管官方未能提供定罪證據。董郁玉是中國資深的記者和評論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學養豐富的政治學研究者，在1998年就與人合著出版《政治中國——面向新體制選擇的時代》一書，呼籲憲政民主與民主。
2013年，董郁玉曾在《炎黃春秋》刊文評論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夸爾的三卷本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對這本書的價值，以及如何看待毛澤東與文革的關係做了深入分析。今年正值文革爆發六十周年，本站精簡此文，重新刊發，並在此呼籲全球知識界關注董郁玉的案件以及他的處境，希望這位因言獲罪的知識分子能得到人道主義的對待。
哈佛大學教授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著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以下簡稱《起源》）的中譯本，於2012年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齊。該書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在1980年代和1990年，曾由中國內地的出版社刪節後出版。
這部專述文化大革命起源的通史，從文革前10年的1956年寫起，到1966年文革爆發時止，分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年》、《大躍進1958—1960年》和《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三卷，共計1430多頁，實可謂皇皇大著。《起源》對來自官方與民間的海量歷史資料，條分縷析，多方考證；細緻甄別，貫通因果。以至句句有根，事事有據，旁徵博引之全面，在中外文革研究領域中，尚不見出其右者。
對於中文讀者來說，更重要的則在於，《起源》以文革起源為全書敘事的脈絡，其成書的邏輯卻迥異於中共黨史的邏輯。整部書都是在中共官方黨史、或者說是聯共（布）黨史的話語體系之外，從國家政治的角度，契入構成文革起源的國家政治運作，使讀者既能身臨其境去體味文革的種種細枝末節，又能與文革拉開必要的觀察距離，而不至深陷文革起源歷史的具體是非中，而不可自拔。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中文名：馬若德）
1.誰的文革？
在傳統的中共黨史話語體系中，黨即是國，國即是黨；黨史就是國史，國史就是黨史。於是，各種官定的中國國家現代史乃至近代史，其敘事結構與內容，與中共黨史的歷史唯物主義敘事結構及其內容毫無二致，雌雄不辨。這種國史黨史同為一體的敘事結構，幾無政治權力來源、國家權力合法性、政治責任和政治道德的位置，而儘是革命、路線、領袖和階級的範式。
正是在這種範式的闡釋中，在國史混同於黨史的情況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以中國的國家政治災難和社會災難被敘事，而是被當成了一個黨在革命征途上的一次挫折被敘事。並且，這個挫折被有選擇、有限制地展開敘事，以證明黨因為戰勝了挫折、糾正了造成挫折的錯誤，而變得比以前更加強大。
當然，人們不能「對事實發火」（西方格言——編者注）。從《起源》一書中，讀者可見，在1949年以後的國家政治架構和社會結構中，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確實把中國國家歷史和中國共產黨黨史從某種角度上重疊在了一起。而同樣的事實，如果放置於不同的敘事結構當中，得出的結論可能是大相逕庭的。
以國家歷史為敘事框架，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掌握全部國家政治權力的政治組織，文化大革命則是這個政治組織為國家制定政策並實施的結果。
而以中共黨史為敘事框架，國家、社會、公民就很難在其中找到廁身之處。中國共產黨則在不同的執政階段中，被分割成了代表不同路線的「左、中、右」派別；這些派別又被劃分成「好人」與「壞人」的不同群體。如是，在面對其對國家負有的政治責任方面，中國共產黨就不再是一個掌握了國家全部的政治權力，從而應對國家負有全部政治責任的政治組織，而是由其中的四人幫、或所謂改革派、保守派代表整個黨，並承擔某個階段的政治責任——這樣，文化大革命不再是這個政黨的政策輸出和權力運行的結果，而是四人幫、林彪等「壞人」當道、「好人」受難的結果，是右派不識時務、左派錯整右派、「中間派沒有覺悟」等一堆黨內事務。
這種敘事框架，把文化大革命當作中共黨內事務，實則掏空了執政黨對國家的政治責任。或者說把執政黨對國家的政治責任，變成了釐清並公佈誰是黨內的「好人」、誰是黨內的「壞人」，誰是黨內的「七分好人、三分壞人」，誰是黨內的不折不扣、徹徹底底的「壞人」，誰又是黨內的胸懷「好心」卻不得不辦了錯事、壞事的好人等黨內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