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來，黨內「好人」的受難，便可替換國家的政治災難；黨內「壞人」的罪錯或某個派別對黨負有的黨內責任，亦可頂替整個黨對國家負有的全部政治責任。在這樣的敘事邏輯中，依黨內是非而劃定的「好人」與「壞人」，不是構成黨的整體的不同部分，而是「好人」代表黨，「壞人」——通過把他們開除出黨——則似乎成了與黨組織無關的一部分人，由此便可擺脫這些「壞人」施政而帶來的整個政黨對國家應負的政治責任。也因此，黨內的「壞人」不僅僅是黨的敵人，也被用來充當國家的「公敵」。
麥克法夸爾《起源》的最大敘事特點，就是沒有在中共黨內劃分出「好人」與「壞人」，進而詮釋他們所主張政策的好、壞。沒有「好人」「壞人」，當然也就沒有國家政治責任的黨內替罪者。中共黨史敘事中的「好人」與「壞人」，在麥克法夸爾的《起源》中，都是中共黨的一分子；就大的政治目標而言，他們都是為中共黨的執政利益而懷相同的政治理想、存相同的政治動機、有相同政治目的同志。這種不分「好」「壞」的客觀敘事，最大限度地還原了文化大革命起源的歷史過程。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譯本封面
2.誰的政策？
對國家政治而言，一項公共政策，在實際中發生的效果，總是會強化或削弱政策制定者與實施者的政治威信，從而強化或削弱他們的政治地位和黨內政治權力。這是黨內政治鬥爭的動力所在，也是所有權力鬥爭發生的重要因由（參見《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第449—451頁）。因此，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正是麥克法夸爾契入文革起源之處。
《起源》一書把文革緣起的研究範圍擴展至1956年，也正是因為中共在這個時期的政策，開始引發一些災難性的後果，並由於黨內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的限制而難以被糾正，以此為文革的爆發累積了政治能量。麥克法夸爾注意到，「1956年發生了兩個關鍵性的事件——中國合作化的完成和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它們隨後引發了一連串的事件，最終明顯地，也許是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年》第15頁）。
毛澤東在1955年7月31日的一個報告中，對那些在農村合作化運動中持謹慎態度的官員進行了嘲笑，說他們「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當然，可能連毛澤東自己都沒有想到，壓指標、下命令的軍事指揮方式在和平時期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農業合作化只用了4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這個速度，讓毛澤東自己規定的14個月的時間都相形顯得過分保守了。幾億農民世代延續的生產方式，在短短4個月的時間裏被徹底改變。正是這個「偉大的成就」，空前膨脹了毛澤東的意志。也正是在1956年底，他信心滿滿地宣佈：「這一年過去，社會主義的勝利就有很大的把握了。（本段引文均見《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年》第21頁）」
但是，一項公共政策的實施，不似一項軍事命令的執行那樣可以迅速見分曉。農業合作化在4個月之內被迅速完成了。然而，這個政策的實施速度，加倍放大了其原本存在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又不能像打掃戰場那樣，在短時間內被打掃乾淨。為此，具體實施政策的人，必須採取補救措施來為這個政策善後，並由此產生分歧——這也是黨內政治權力鬥爭的起源。
當然，在毛澤東一言九鼎的中共黨內權力格局中，身處「一線」的政策實施者，與置身「二線」的政策設計者毛澤東的分歧，只能以前者向毛澤東低頭檢討而消弭。然而，所有政策的參與者都清楚，此時，失去更多政治威望的不是檢討者，而恰是毛澤東本人。而毛澤東由此產生的對失去政治權力的焦慮，和堆積於胸的塊壘，直至10年後的1966年，才被毛澤東一吐為快（參見《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第452—45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