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一書，以中共黨的政策制定和實施為經，以黨內權力鬥爭為緯，為文革起源串通起了因果鏈條。並且，《起源》也常常以寥寥數筆來交代中共在其歷史上黨內權力鬥爭的脈絡，為讀者建立起相關的閱讀背景。
毛澤東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目的之一，無疑就是要剷除「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除掉那個在政策制定與實施上有自己的一套，並總是以檢討的姿態來蠶食自己政治地位的劉少奇（參見《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第453頁）。不過，正如《起源》所述，從中共黨內權力派系的淵源上講，劉少奇應為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之一。劉少奇堪稱是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如日中天地位的最力建造者。如果沒有劉少奇在延安整風時不遺餘力的幫襯，沒有劉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具有超越性的意識形態主導思想，以及其他無數任勞任怨、鞍前馬後的鋪路和善後，毛澤東在黨內說一不二的威望，就不會在曾經「山頭」林立的中共黨內如此快和如此牢固地建立起來。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英文版封面
3.誰的責任？
共產黨在進行內部的權力鬥爭時，雖然沒有公開的、制度化的既定政治程序，但並不等於說，共產黨內部的權力鬥爭毫無遵循。從各國共產黨內部權力鬥爭的歷史看，在黨內權力鬥爭中的勝出者，無不是其意識形態的忠實體現者。
而正是意識形態的至高無上性，為那些殘酷的黨內權力鬥爭方式，提供了合理性以及正當性的支持。權力鬥爭的勝者，一定要申明其擁護、遵循和代表那個支撐黨的意識形態；權力鬥爭的失敗者，也一定被冠以反對、違背和篡改了黨的意識形態。
1945年，劉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提出了「毛澤東思想」以後，共產黨內部的實體性政治權力與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結合，就具備了現實的基礎——把黨的意識形態附體於個人，某種程度而言，也就等於把這個人化身為了黨的意識形態。事實上，馬克思和列寧都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待遇」（參見《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第314—322頁，第448—44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