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呢？
到1968年12月11日，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兩年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目的——重新奪回政治權力的目標基本達到。這個時候，毛澤東急於恢復社會秩序，恢復社會穩定，牢固地掌權重新到手的權力。要改變社會混亂現象，要維穩，時間十分緊迫，特別是中共在國際上與蘇聯交惡，戰爭一觸即發，必須迅速做出決策，否則毛澤東認為他的政敵，包括潛在政敵，會利用社會的動亂局面，給他製造麻煩。因為當年的紅衛兵可以用毛澤東的語錄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那麼他們也可以用「不忘初心」的原始馬克思理論來打倒毛澤東。所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毛澤東在沒有經過周密思考、從他一貫的仇視知識的思維基礎上突發而生的一個主意，一個蹦出來的主意。這個主意可能來自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將一部分城市人口、特別是階級成分不好的人趕到鄉下，減輕城市經濟壓力的做法；這個主意也可能來自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西城區聯動發佈的將成分不好的家庭驅趕出北京的通告。毛澤東很清楚，這個決定是不得人心的。所以他說：「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毛澤東知道，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都不願意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鄉下去，而且農村的同志也不歡迎知識青年到農村來。但是，毛澤東要來一個動員，來一場運動，將這批青年學生趕出城市，迅速地恢復社會秩序，恢復社會穩定，從大亂迅速過度到大治。在那個瘋狂的年代，毛澤東的話就是最高指示，一句頂一萬句，定於一尊，沒有一個國家領導人、或者一個普通幹部，敢於出來稍微阻攔一下，讓毛澤東把他的這個主意再細化一下，問題就暴露出來了，再做個多方案比較，經過一個正常的決策過程，那麼這個悲劇，對幾千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來說的悲劇，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哪怕是這個小孩說的這麼一句話：「不能去練攤啊？」
從筆者的親身經歷來說，當地的農民並不歡迎知識青年去，即使那邊還是地廣人稀的北大荒。而且當時他們也沒有做好物質和思想上的準備。1969年3月12日到達富錦縣二龍山公社龍陽大隊，還是天寒地凍的日子，生產隊還沒有準備好取暖的柴火。生產隊就帶領知識青年去國營林場去砍伐樹林，乾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壞生態環境。生產隊為知識青年提供的一座房子，作為12位男生的宿舍和知識青年的食堂。我們當時完全不知道，房屋的原主人一家全部死於肝病。不到兩年，到龍陽大隊插隊的35位知識青年中，有一半得了肝炎，病退回杭州。其他沒有得肝炎的知識青年可能也被感染，只是當時沒有爆發出來，或者只是病症不明顯而已。當地的農民沒有做好思想上的準備，是指杭州知識青年的政審檔案是一個多月後才到生產隊的。村黨支部書記看到政審材料，嚇壞了：有外祖父（的哥哥）是國民黨行政院長，有美國特務，有國民黨軍統特務，有國民黨中統特務，有國民黨軍官，有右派份子，有走資派，有反動學術權威，有壞分子……那些政審材料能毀滅一個青年的一生。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毛澤東的大亂達到大治的試驗品、是毛澤東重新取得政權後急於恢復社會秩序，急於恢復社會穩定，急於求成政策的犧牲品。這個政策和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搞的驅趕北京幾百萬低端人口的政策有一比。驅趕低端人口，為的是北京社會的穩定，為的是北京生活質量的提高，說的比唱的好聽。當年的知識青年就是中國社會的低端人口，被社會拋棄的低端人口。知識青年是一個只能被動承受上山下鄉政策的群體。
五、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評價的客觀標準
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一直存在正、反兩種完全不同的評價，特別是在親身經歷過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當中。
2015年王成信發表了《習近平成為領導人是毛主席號召知青下鄉的最大成果》的文章，王成信指出：「大家都知道：在十八大的七大常委裏面，有四個都是毛主席當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城市知識青年。他們分別是總書記習近平、總理李克強、人大常委會主任張德江、負責紀檢委和政法委工作的王岐山。他們都是在當年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積極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在經歷了農村生活的艱苦磨練以後，有的是被農民們推薦上了大學——比如習近平和張德江；有的是在七七年恢復高考時考上去的——比如李克強和王岐山。」這裏需要修正的是，王岐山也是被推薦上大學的。
筆者曾撰文指出，十八大後「知青代」領導中國正是中國的劣勢，中國第五代「領導人」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他們雖然有很高的學歷，但長時間沒有接受過正規的、系統的教育，可謂是不學有術；如今他們已經或者即將步入耳順之年，進入生命下坡曲線，不可能有改革進取的熱情和精力。如果把習近平成為領導人視作毛主席號召知青下鄉的最大成果，那正應了古人的話：「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王成信的吹捧，置中國第五代「領導人」中的知識青年於不仁不義之地。你讓他們何以去面對那些將生命留在北大荒、留在內蒙草原、留在雲南山嶺的戰友？你讓他們何以去面對那些在上山下鄉過程中被姦污、被性侵的姐妹們？
筆者以為，至今為止不能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做出一個正確的令人信服的評價，關鍵是缺乏一個客觀的評價標準。這個評價標準必須是客觀的、唯一的，並且可以反覆檢查和反覆驗證的。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最初的文章是南京大學講師胡福明寫的，受到胡耀邦等的青睞，後來就成了改革開放的大旗。
在工業國家的理工科研究中，實驗是檢驗理論的唯一標準。這一點是大家公認的。其實在西方國家，理論、定理、公式、模型、模式等等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西方人一說起來就是，按照我的理論，如此這般。不過在被實驗驗證之前，一切理論都還只能是假設。只有經過實驗的驗證，才能上升為理論。伽利略用斜塔實驗證明了兩個不同質量的鐵球同時落地的理論。後來美國社會學家杜威教授把它應用到社會科學，就變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胡適先生再將它引入中國，加以推廣。但是1949年以後，沒有人敢用胡適先生的東西。胡福明老師將胡適的東西加以新的包裝，就成為了改革開放的大旗。
既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麼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評價也一定存在一個客觀的評價標準。
筆者以為，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評價的客觀評價標準就是，知識青年是否將自己的子女也送去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羅星航是一位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後來擔任過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區人民政府黨組成員、區政府辦公室黨組書記、主任等職。羅星航在鳳凰網十二期《知識青年個人史》上發表《不希望我們的子孫重複上山下鄉的痛苦》的文章，羅星航在文章結尾時指出：「還有最最重要的，不希望我們的子孫重複那樣的經歷，哪怕讓我們再次承受上山下鄉的痛苦。」
定宜莊也是一位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後來成為史學博士，她與劉小萌共同撰寫了《中國知青史——初瀾》和《中國知青史——大潮》兩書。定宜莊介紹說，她寫這書的初衷，是要告訴她的兒子和所有知青的孩子，這本書就是為他們寫的，她希望這樣的事情永遠不要再發生。
可見，知識青年很注重子女的教育問題，注重子女的成長道路。用知識青年是否將自己的子女也送去上山下鄉這個客觀標準去評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能為知識青年所接受。羅星航和定宜莊都表達了這樣想法。評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不是為了評價而評價，目的是為了子孫後代不必再重複那樣的經歷，讓那樣的事情永遠不要再發生。
如果知識青年把自己的子女送去上山下鄉，讓他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那麼他們是實實在在地承認，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對於中學生畢業生來說是非常必要的，是不可缺失的，比繼續求學或者參加工作更加重要。
如果知識青年沒有把自己的子女送去上山下鄉，那麼他們就是否認讓中學生畢業生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這條道路，起碼在這個年齡段是沒有必要的，繼續求學或者參加工作比上山下鄉更加重要。那麼他們就是用自己的行動否定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筆者承認，自己沒有把女兒送去上山下鄉，而是在她高中畢業後支持她繼續上大學學習。學習的專業和具體大學是女兒自己選擇的，她現在是一位不錯的兒科醫生。筆者所認識的黑哥、黑姐們中，沒有一個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去上山下鄉的，絕大多數都是讓子女上大學繼續深造的，他們希望子女能完成自己沒有實現的願望。至今為止，筆者還沒有聽到有一個知識青年將自己的中學畢業的子女送去上山下鄉的，送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也許這是筆者的孤陋寡聞所造成的。
李克強的女兒中學畢業後進北京大學學習，畢業後曾去美國大學繼續深造。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曾經就讀杭州外國語學校，中學畢業後沒有像她學哥、學姐那樣去北大荒插隊落戶，而是進北京大學學習，再到美國哈佛大學學習。在完成學士學業之後曾回中國。最近聽說習明澤又回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看來哈佛大學、北京大學的學問，都要比梁家河的學問大許多。習近平、李克強子女走的路，徹底地否定了毛澤東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