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場目的不明確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似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但是讓「知識青年」去接受沒有文化的農民的再教育，在邏輯上根本說不通。那麼那場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真正目的又是什麼呢？
有一種解釋說是為了反修防修，為了實現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不忘初心」。如果這種理論成立的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將是一項持久的政策，不僅僅是1966年在城鎮中學的六屆中學生全部要上山下鄉，而且後面的每一屆中學生畢業生都要上山下鄉。可是在毛澤東有生之年，這個政策就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先是中學生畢業生中說的大部分進工廠，只有一小部分上山下鄉。再後來中學生畢業生中進工廠的比例越來越大，人上山下鄉的比例越來越小。隨着毛澤東的去世和高考的恢復，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策也就終止了。所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策不是一個持久的政策，而只是一種應急的政策，這種反修防修的目的是站不住腳的。
另一種解釋說是為了懲罰這些不聽話的紅衛兵。毛澤東利用青年學生在這個年齡階段的逆反心理，引誘、縱容紅衛兵進行暴力革命，抄家砸四舊，遊街批鬥，打擊政治上的對手，為他重新奪回權力做出了貢獻。雖然在這過程中發生異化，但是敢不站在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的紅衛兵依然是少之又少。套用毛澤東的分析方法，最多只有百分之五的青年學生不聽從毛澤東的指揮棒。那也不能為了懲罰這百分之五的不聽話的青年學生，而讓百分之九十五的毛粉一起跟着受罪。這不成了「打擊一小撮，得罪一大片」嗎？
第三種解釋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把幾千萬城市「知識青年」用大紅花敲鑼打鼓到送到農村去，讓他們自食其力，這樣就掩蓋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失業問題。其實，從當時發表的經濟數據來看，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還是以每年百分之七甚至更高的速度增長，城鎮工業，特別是五小工業，發展得很快。大批工廠人員缺乏，需要從農村招收農民工和臨時工。如果毛澤東、周恩來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辦法來解決就業問題，那就說明中國國家領導人的管理水平實在是太低了。採用多渠道分流可能是更好的辦法。
好多年以前，北京知青辦過一個攝影展覽。一對返城的知青夫婦帶着他們的獨生子去參觀這個展覽，讓小孩也接受一點教育，更加能理解父母。這位小孩問爹媽：「都說農村這麼苦那麼苦，你們為什麼一定要去啊？不能去練攤啊？」這對知青夫婦無語回答。應該說，這個小孩子提出了一個解決就業問題的可行方法。這個小孩的水平比中國國家領導人的管理水平還高。最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說是當年國家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花費了大量的投資，平均每個知識青年的投資額為四位數人民幣。四位數人民幣，最少也有1000元。當年上海學徒工的工資第一年是17.8元，第二年是19.8元，第三年是21.8元，最少投資的1000元是上海學徒工50個月的工資。如果把這四位數的投資額分給每一個必須要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無論他們是去練攤也好，還是去拉人力車，還是去蹬三輪車，沒有一個會在城裏吃閒飯的。
筆者插隊的二龍山公社龍陽大隊第二生產小隊，1969年的秋天多雨，而且霜凍來得早，糧食收成不好，但是征糧任務不減，一個整勞力每天十個工分的收入為0.35元人民幣。1969年筆者全部收入為400斤毛糧和38元現金。生產小隊的副隊長對知青說：「想回杭州，喝西北風都沒有。」記得當年回杭州的來回火車票也正好是38元人民幣，還缺少來回汽車票6元人民幣。所以，上山下鄉並不能為每個知識青年提供一個有基本生活保障的工作位置。無論毛澤東、周恩來為每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投資了多少錢，這個投資的效率都是很低的。如果真的讓知識青年去練攤，效果可能會好許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