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列車經過三天多的行駛，過了黑龍江省的綏化後，列車上的杭州知識青年發生了劇烈的內鬥。也許是文革中派別鬥爭的延續，更可能是被壓抑的情緒的劇烈宣洩。這場械鬥的工具是車廂里被拆除下來的硬板座位。列車到了佳木斯市，火車上來了許多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列車被軍管了。我們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學生提出處置肇事兇手的要求，否則就不下車。我們全然不知道，當時這條鐵路線上正在緊張地調運着部隊和戰爭物資，準備三天後發生的第二次珍寶島戰役。列車到了集賢縣的福利屯站，這幾百名中學生被解放軍戰士趕下了火車。然後坐上汽車，經過幾個小時的顛簸，來到插隊的北大荒村莊。1974年筆者和其他一些知識青年到主打珍寶島戰役的部隊，和部隊的指戰員們一起打了一次籃球友誼賽。說實在的，孫玉國的部下，籃球打得真不錯。據說孫玉國本人籃球打得也不錯。只是當年孫玉國不在那裏，他已是瀋陽軍區的副司令。比賽之後，部隊的指戰員請我們吃了飯喝了酒，給我們講了和官方報導不一樣的中蘇珍寶島戰役。
有人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自願的行為，在報名時大家都是自願地填寫了報名表的。在決策學中，在有兩個或兩個以上選擇方案的基礎上，自主地做出的決策才是自願的。在選擇方案只有一個的基礎上，任何決策都不是自願的，沒有選擇就是被迫的。當初，所有的知識青年面臨的只有上山下鄉這一條路，沒有其他路可走。可以挑選的只是去的地方，是去北大荒，還是去內蒙古，是去陝西，還是去雲南；還有就是所去單位，是去兵團，還是去農場，還是去插隊落戶。由於上山下鄉是當年六屆中學生的唯一出路，沒有其他選擇，所以上山下鄉是被迫的。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被動的承受。
三、叫「知識青年」太沉重
筆者1977年參加文化大革命後的第一次高考，1978年初到南京大學上學，在黑龍江北大荒差不多九年時間。到南京大學後上第一堂高等數學課，老師又讓我們做了一次考試，考試內容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高考數學考題。記得考的分數剛夠及格。用這個考分在文革前是進不了南京大學的，可見這批考生的文化基礎知識是缺乏的。考生缺乏的不僅僅是數理化基礎知識，更缺乏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南京大學畢業後留校當老師，1985年去德國留學。從離開西子湖算起，49年多，快50年了，中間曾兩次回到北大荒。感受最深的是2006年那年回去，都說中國經過改革開放，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筆者回去的那個地方，也許是個例外，是個改革開放的東風沒有吹到地方。過去村裏有一個小學，學校的校舍是村里最大最好的房子，操場有付籃球架。現在小學沒有了，小學生每天來回要走24里路。從二龍山鎮（公社改為鄉鎮）到村子的路還是五十年前的水、泥路，坑坑窪窪高低不平，要不是借的是豐田的越野車，恐怕連村子也到不了。唯一的變化就是，原來這裏的是種大豆、高粱和玉米，現在改種水稻了；原來是為生產隊種地，現在給一個溫州人種，這個溫州人從村支書手中把土地經營權都買了過去。
其實把我們這群人稱為「知識青年」，是名不符實，特別是當中的初中生。我們並不是什麼「知識青年」，我們是正在學習最基本知識的青少年，有的還不到十六歲，還不能算是勞動人口。按照現在所謂的「九年制義務教育」，筆者也沒有完成。就算完成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也沒有資格被人稱為「知識青年」。你看當今的中國官場，碩士可能是起碼的學位，不少人都有個博士學位。當筆者1985到德國留學，入學需要高中畢業文憑（德國從小學到高中畢業大多為13年的教育），筆者拿不出來，初中尚未畢業，別說高中畢業文憑了。大學外辦的工作人員出了一個招，用中國大學畢業文憑當作德國高中畢業文憑，這才入學讀書。在德國，中學畢業文憑最為重要，其次是學士和碩士文憑，最後才是博士文憑，因為只要有了中學畢業文憑，任何時間可以入大學學習，哪怕是退休之後也可以，沒有年齡限制。按照德國的標準，一個讀了八年書的學生，肯定不是什麼「知識青年」，還是屬於文盲群體。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毛澤東把這批不是知識青年的學生稱作「知識青年」，卻又要讓他們去農村去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不是本末倒置嗎？記得村子裏有一個中農，是個馬老闆，走南闖北的能說會道。他對我們說：「你們要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們這才發現毛澤東的指示中少了一個標點符號。中國農村中分貧農、下中農、中農、富裕中農、富農、地主和惡霸地主，貧農和下中農簡稱貧、下中農。毛澤東的指示應該是「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可是誰又敢說毛澤東的指示中少了一個標點符號呢？我們反擊這位馬老闆的辦法，就是引用毛澤東的語錄，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毛澤東還說過：「農民沒有文化」。讓有「知識」的青年去接受沒有文化的農民的再教育，這在邏輯上根本說不通。
在「知識青年」的回憶錄中，基本上沒有看到他們接受了貧下、中農的什么正面的教育。大多數是回憶他們如何大有作為的，比如為老鄉治病，修個沼氣池什麼的。可是這不是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真正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