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反右」以前，舒先生說話比較隨便，曾戲言「毛澤東長得像婆婆」、「劉少奇長得像猴子」、「周恩來是美男子」等等。這些話擱到現在不會把他怎麼樣，可在那年月都算得上是了不得的政治問題。他挨過嚴厲的批評，只是僥倖沒被劃為「右派」。從此，他很「注意」自己的言論。但是，他作為知識分子有好發議論的天性，迫於壓抑的政治環境而不敢亂說，這對一個青年知識分子來講是相當痛苦的；同時，他又想以「好」的表現在領導心目中重建「好」的形象。
於是，他需要尋找批評的對象，來宣洩內心壓抑和在領導面前爭取表現。我和一些同學就成了這樣的倒霉蛋。這樣一來，他就難免跟我們這些學生「結仇」。平時，我們沒有機會，可是運動一來，我們就對他「下手」了。別的同學是怎麼想的，我不便斷言；但我是想報復他的。我想用事實「證明」他才是真正「反動」的。
他經常說：「你們有什麼意見可以提嘛。我們絕對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說話的時候，臉上帶着神秘莫測的微笑。我們怕他，怕他抓小辮子整自己，影響將來的升學；因為從1963年起，教育部門越來越強調「貫徹階級路線」，就是在入團、升學等等方面，政策向家庭出身好的學生傾斜，向政治表現好的學生傾斜。
為此，不得不考慮跟他把關係搞好。不過，也跟着他「學」了這一手，就是抓住雞毛蒜皮再胡亂分析、上綱上線，沒有錯也能弄出錯來，小錯也能弄成大錯。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啟發我們批判一篇題目叫《友誼》的學生作文。該文據說是上海一個女學生寫的。舒先生油印了很多發給我班全體同學，人手一份，叫我們先看，看看能發現有什麼問題。
我和同學們都太笨了，無論如何也看不出問題來。他臉上露出得意的微笑，說：「這篇文章講的是兩個好朋友要分別了，一個人送給作者『我』一盆花，這盆花是友誼的象徵。是吧？後來，這盆花遭到暴風雨的打擊，是作者『我』救下了這盆花。是吧？」我和同學們都點頭說「是的」。
接着，舒先生嚴肅地問了我們一句：「在我們國家，是哪個階級的友誼才會受到打擊呀？」這時，我和同學們才「恍然大悟」地哦了起來——在我們這個國家當然只有地主資產階級的友誼才會收到打擊啊！就這樣，文章的「反動性」終於被我們「看」出來啦！
由此，我們學會了他——不僅僅是他，也是那個社會——如何挑毛病、找問題的手法。以後，我們用他那一套來對付他，使他嘗夠了苦頭。
文革工作組來到我校，起先沒有出面組織什麼批判會、批鬥會，但是對學生批判老師的大字報、老師揭露學校領導的大字報和老師之間相互揭發的大字報，也從不制止。
看到工作組進入學校，我同學們都很高興，因為整舒先生的「機會」來了。既然能夠批鬥彭老師，自然就可以批判舒先生。
批判舒先生可以找到「依據」。他平時跟學生說話也常常口無遮攔，例如他說「雷鋒式」的好戰士王傑死後「進了棺材也是革命的」、「王傑的每個指甲都是革命的」；「投機是不好，但投革命之機有什麼不好」；「胡志明主席快七十歲了也沒結婚，我沒結婚怕什麼」；等等。
批判「三家村」以後，我們「學會」了觀察、分析所謂反動言論的方法，就把他說的話上綱上線一「分析」，覺得他更反動，就紛紛向工作組揭發他的「反動」言論，寫成大字報貼在食堂里（貼在食堂里，一則食堂里有一面牆沒有被「充分」利用，二則有很多師生在食堂用餐），並標上「醒目」的題目《舒先龍是扼殺青少年的劊子手》。面對我們的大字報，他只能目瞪口呆。
老師們揭發的「問題」更厲害。在當時那種特定的政治氛圍下，人人自保，而自保的最「好」辦法就是羅織他人的罪名，且越大越好，這樣就把鬥爭矛頭引到那個「罪人」身上去了，而自己得以脫逃。
這裏要提到一點：舒先生和其他老師的一些所謂政治、思想問題，別人怎麼會知道的呢？這是因為校方的提供或「泄露」。校方如何掌握這些情況的呢？原來，當時有一種官方倡導的活動，就是「向黨交心」。本來，向黨組織反映自己的一些想法，求得黨組織的指點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未嘗不是好事。黨組織也是這麼講的。我校普通教師都把自己的各種想法寫在材料紙上，交給了黨總支。
可是，事情並非像善良、單純的人們想的那樣美好。黨組織往往在人們交心以後，把交心材料上的隻言片語抄錄下來，塞進檔案袋——這就成了你難以辯白、無法否認的證據！滑頭的人知道該怎麼寫，讓黨組織抓不到把柄；可是，那些過於老實的人就因此而倒了大霉。
老師們揭發，說舒先生講毛主席在第一次全國政協會議上的開幕詞的第一句話「諸位代表先生們」有語法上的錯誤，用了「諸位」就不能用「們」，不過人們習慣了，也就不算錯了。這句現在看來沒有問題的話在那時可是非同小可的呀——竟敢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不懂語法！又查出他曾經說過「毛主席長得像婆婆」等等，條條夠得上「驚天大案」！舒先生就這樣被推上了歷史的「審判台」！
在老百姓貼大字報揭發各種問題的基礎上，工作組在一個多月後開始組織一次批判會，首當其衝的便是我班班主任舒先龍先生。
在小型批判會上，不知怎的，居然「發現」他是1957年「反右」時漏網的「右派」！所以，批他的時候都異口同聲地稱其為「右派分子舒先龍」。他渾身顫抖，臉上顯出驚恐而又無奈的神情。最令他驚慌、也讓與會者「義憤填膺」的，是一位女老師的「揭發」。那位女教師憤怒走到他跟前「揭發」他，說他自吹「可以倒着讀毛主席著作」，並且質問道：「大家都是順着讀毛主席著作，你偏偏要倒着讀！你說，這是什麼意思？」這時，他臉上的汗頃刻間就流了下來。
其實，他是在別的老師面前吹噓自己讀毛澤東著作能夠「倒背如流」，無非想以此博得領導的好感而已。可是，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時時處處要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的年代，一句沒有問題的話也能被找出「問題」來。只要你被領導盯住了，隨便羅織一個罪名是很容易的。舒先生的那句話就是這樣被「盯住」了。
舒先生的狼狽相，我坐在第一排當中，看得清清楚楚。想到他平時訓人的那副兇狠模樣，心裏那個高興吶簡直沒法形容。
小型批判會以後，1966年6月的一天，在我校隔壁某單位的大禮堂，工作組又組織了一次大型批判會。
那時，武漢正熱，總在三十七八度之間，熱得令人窒息。可舒先生站在台上竟然渾身顫抖。
大會由軍乾子弟趙某主持，工作組幕後坐鎮。不少同學都發了言，其中自然少不了我。在我發言過程中，每當我要舒先生回答我提出的問題時，台下就響起「快說快說」的呵斥聲。我太激動了，滿面流汗。我看了一眼舒先生，發現他也是汗流滿面。我好高興吶，心想：你小子也有今天！
後來，工作組長拿起話筒說：「現在把這個壞蛋押下去，要他徹底交待。」
舒先生抬起灰白的臉，看樣子已經分不清東南西北了，居然徑直往前走，差一點就要栽到台下去。一位工作組成員拉住了他，把他拽向後台。
遊街示眾
8月下旬的一個下午，我來到學校，聽見喧鬧之聲。一看，原來是有些班的學生把那些被工作組判定有問題的老師押着在校內遊走，邊走邊喊口號。我走到教學大樓二樓，只見初三(3)班的一群學生拎着一個女老師的四肢，吆喝着把她抬進本班教室。
高二(2)班的學生把正在教室里做清潔的彭老師推出來，按着跪下，還把一個又破又髒的字紙簍扣在他頭上。彭老師不聲不響，高舉雙手做投降的樣子。有幾個本班和外班的學生衝上去就是一頓老拳，打頭打背打胸脯。彭老師躲避不了，只能發出哼哼聲。
我班是高二(1)班，自然「不甘落後」，準備把舒先生拉出去遊街。
第二天一大早，同學們到齊了。八點鐘左右，鄭某把正在勞動的舒先生叫來，扳着面孔地向他「宣告」：鑑於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嚴重罪行，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和高二(1)班文化革命小組決定把他拉到社會上進行批判。舒先生臉色慘白，渾身顫抖，看了看周圍面若冰霜的學生，一言未發，就低下了頭。
有人拿來一個字紙簍扣在舒先生頭上，又用一根麻繩系住字紙簍，接着把繩子兩頭交叉從面部到耳下繞到腦後，系了一個結，又繞到脖子前面，打了個結，繩子多餘部分由押解的人牽着。
隊伍出了校門，四個同學拿着木棒分走兩旁。一路上，張某領喊口號，同學們盡力跟着喊，行人或看或跟着走，有人還詢問遊街的是什麼人、犯了什麼事，還有個別人衝進隊伍里給舒先生一巴掌。押解的人有時制止，有時又沒制止。
很快就到了舒先生的家。鄰居們和其他人都來圍觀，指指點點、唧唧喳喳。舒先生站在一張條凳上。有同學向圍觀的人們揭發他的「罪行」。人們聽着，有的表情嚴肅，有的怒形於色，有的做出點頭狀。
鄭某、張某帶一些同學進到他家去，有人把他媽押解出來，也推到一張條凳上站着。他母子二人被勒令脫掉襪子，但不許抬頭。他母子順從地照辦。有的同學把舒先生的一些有問題的書——線裝書和頁面發黃的書——搬出來堆在馬路上，張某劃着火柴把書燒掉。然後，趙某、張某帶着隊伍走了。
這時，已經是中午了。那天也真怪，熱得出奇，太陽光像毒蛇信子一樣狂舔着人們，舔得人皮膚陣陣生疼；空氣滾燙，熱得人汗流浹背，揮汗如雨；柏油地面被曬得幾乎要冒火，穿着膠底涼鞋也能感覺得到那股難以忍受的灼熱。舒先生光着腳板走路，卻毫無感覺似的。我想他一定很疼，因為他一直緊咬着下嘴唇。
在江漢路亨達利鐘錶店附近，馬路邊圍觀者當中有一個人遞給鄭某一件金黃色衣服。鄭某抖開一看，原來是道士穿的長袍，大笑起來，又繃着臉叫舒先生穿上。舒先生猶豫了一下，但是看見周圍的人們都在呵斥他，就順從地接過道袍，急忙穿在身上。圍觀者笑聲一片，鄭某、張某和同學們都大笑不止。我笑得直拍手、直跺腳。
隊伍繼續前進，直到下午一兩點鐘，這次「遊街」才告結束。
我們這些被「革命」的詞語挑動得失去理智的學生，摧殘教育自己的班主任舒先生，是當時整個中國大中學校的一個縮影。在武漢市，這樣的事例相當多。
在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時候，我認識到把鬥爭矛頭指向舒是錯誤的，拉他出去遊街更是錯誤的，但仍然認為他有反動言論，挨批判是應該的。
直到8年後的「批林批孔」，當我的學生給我貼大字報歷數我搞「修正主義路線回潮」的種種表現時，我才徹底明白：「學生鬥老師」是一件多麼荒唐、多麼可怕、又多麼可恨的事！
其荒唐、可怕又可恨之處就在於，師生關係緊張到劍拔弩張、水火不容的地步，教育還怎麼健康地進行下去？教育不能健康進行下去，還怎麼培養出正常的學生？一個民族沒有正常的後代，將如何自立於當今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