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4月，一個叫荒尾精的日本軍人，向日本參謀本部遞交了樂善堂間諜們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關中國大勢的分析報告——《復命書》。
這份報告認為，清國的「上下腐敗已達極點，綱紀鬆弛，官吏逞私，祖宗基業殆盡傾頹」。而中日兩國「唇齒相保、輔車相依」，在列強虎視眈眈下，清國一旦不保，日本勢將進退維谷。
因此，「清國之憂即日本之憂也」，日本要先發制人。
此後由駐華間諜們提供的一連串大勢報告中，最鮮明的就是強調中國的全民腐敗，而不只是官場腐敗，然後強調日本必須先改造中國，才能團結中國對抗西方。
在這方面，分析最為深刻的，是宗方小太郎。
甲午戰爭爆發後，宗方小太郎對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報告《中國大勢之傾向》進行了全面的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國的年財政收入僅有9074萬兩銀子外加523萬石米(作者註：清廷在1893和1894年兩年的財政收入均在8300萬兩左右)，以中國之大，這是很不般配的。
據他實際調查，民間的實際稅賦是此表面歲入額之四倍，而且此類「定額以外之收入，一錢不入國庫，均為地方官吏所私有」。
他認為，中國歷來賄賂之風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眾膏血，逞其私慾。因此雍正帝時始設養廉銀，隨官位之尊卑於俸給之外另行支給，擬以此杜絕其收斂之弊。但滔滔之勢，非區區製法所能禁遏。時至今日，「』養廉』二字實已辜負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勢日見加劇。」
關於這段歷史，我一直在思考的是：我們總說大清腐朽、大清潰爛，但是卻很少有人想想，「全民腐敗」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通常所指的腐敗，是具體的行為，比如凡事都要靠賄賂疏通關係。但我認為，這只是腐敗之最淺層的一種表象。「全民腐敗」的真正意思，是一種精神上的內耗、喜歡自己人折騰自己人、玩弄複雜的關係甚於做實際的事情。
也就是說，這裏的「腐敗」更多是指一種精神上的消耗和潰爛狀態。
這種腐朽的狀態，自宋後期開始有跡象，明代逐步達到高潮，到大清則登峰造極。
首先一個標誌就是喪失信仰。
信仰這個東西，有時候並不是單指一個具體的宗教或者意識形態，也可以指一種集體在精神方面追求形而上的狀態。
形而上的意思就是，大多數人都對於超然的東西有所關注，比如人生的意義、社會的正義等等，就是大多數人平常認為「沒啥卵用」的那些事兒。
如果一個社會整體性地開始不關注這些話題，而是只沉浸於吃喝拉撒的動物屬性，覺得幸福就是吃好喝好有房子，這就是一種墮落，也是「形而下」的狀態。
缺乏信仰的第一個表現就是毫不尊重規則，社會整體處於一種「誰不鑽空子就是傻逼」的狀態，社會達爾文主義泛濫，生活意味着你死我活的競爭，人們互相傾軋算計、互相禍害。
「全民腐敗」的第二個表現是，「真善美」被視為可笑的幼稚的，社會整體向惡不向善。
如果在教育中需要反覆告誡孩子：這個社會壞人很多，很多人都想要算計你欺騙你，你要時刻提防。這種教育意識就是一面鏡子，反襯出了社會的墮落。
但如果相反，教育中普遍告誡孩子的是：你要愛他人、尊重他人，時刻為他人着想，多幫助別人。這同樣也是一面鏡子。
「至善」本應當是一個社會整體的風氣和趨勢，善是主流、是最核心的價值。關鍵是，這種「善」不停留在口號和道德說教中，而是體現在大多數人的行為之中，是社會的基本潛意識。
但是相反，如果逐利成了社會的唯一原則，每個人想的就都是怎麼在冠冕堂皇的說辭之下，拼命挖掘自己的個人利益。
官員喊着孔孟之道卻蠅營狗苟，民眾喊着萬歲，內心卻只有麻木、自私和冷漠，維繫這個社會的唯一力量不是民眾發自內心的歸屬感，而是恐懼和武力，那我們就只能看到清末那些怪誕的亂象。
其實這種怪相在崇禎身上就已經有過：他在72小時之內失去了帝國首都最後的防線，原因只不過是下面那些麻木不仁、失望至極、內心潰爛的基層小人物在給李自成大軍帶路。
崇禎只是一個縮影，他至死也沒有搞明白的是，為什麼所有人都喊着萬歲，但內心其實都無動於衷。
因為，在「全民腐敗」的情況下，人們只認今天能不能吃上饅頭、吃一塊肉，除此之外他們不信仰任何東西。
當你利用說教式的治國方式將全民訓練成麻木不仁的芻狗，就不要在關鍵時刻怪這些百姓不爭氣。崇禎作為一個沉浸於龐大僵化體系中的環節，他不可能理解這一點。對他來說，最多抱怨一下官員們的虛偽和不忠，僅此而已。
更可悲的是，後來當一個日本人指出了大清的核心弊病時，當時大清人卻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國的自我麻醉之中。甲午戰爭他們認為自己贏了，對於外來的一切批評都認為是想要迫害自己。
當時，另一個在華的日本人宗方小太郎也指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中國的「分子」們集體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這比政策的失誤還要可怕，政策的失誤尚可以扭轉過來，而國家元氣的腐敗就「不易返回中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