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有篇文章,講到躺平是因為被境外勢力煽動,人們都搖頭苦笑了。
一邊是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勤勞的民族,一邊是一煽動就躺平了下來。
矛盾!充滿矛盾!
很多人總覺得人的主觀能動性很大,所以一生關鍵在於自己的意志和奮鬥。我對此存疑。我總覺得,人跟莊稼作物差不多,收成好不好,全看是不是風調雨順。
固然再差的年景都有長勢良好的幾畝田地,再好的年景也有長得差的莊稼地,但土壤和氣候總歸是最基本、影響最廣泛的原因。
我說這個不代表我主張放棄奮鬥和承擔責任,我是說對自己可以要求嚴格,但看待其他人和看待一代人還是要保持溫情。
因為,現實困難是客觀存在的。
當前中國的情況與1990s的日本並不完全一樣,但是年輕人面對的現實困難基本相同。
企業不招人了
日本在1993年泡沫破裂後,年輕人成為失業打擊最嚴重的群體。大企業普遍凍結崗位,企業傾向於保住既有員工,而不再擴招新人,因為,培養年輕人總是需要花費時間和成本,招聘當然是找即插即用的熟手。
因為工作難找,少有的社招崗位如同肥肉一樣被各方具有背景關係的內部人士垂涎,寒門學子更加難以獲得平等選擇的機會。
到2003年冰點,日本大學生實際就業率降低到50%,每十個畢業生就有五個找不到工作。
與此同時,政府和社會為了維持增長,對企業的容忍度增加,默認勞動者權益保護可以打折扣執行。日本於1996、1999、2004年三次修改勞動者派遣法,全面放寬對非正式用工的約束。於是,企業為了節省用工成本,各種非正式用工方式大行其道。全社會每年新增崗位招聘中,每三個崗位里就有兩個是非正式用工。
企業以勞務派遣和外包方式減輕工資和社會保險負擔,靈活機動的調整用工時間,隨時增加或者減少人手,這固然降低了企業成本,但也惡化了勞動者職場環境,對新入社會的年輕一代無異於當頭一棒。
按非正式就業僱傭的大學生,薪資僅為正式工的一半,無獎金、無晉升、無社保保障。職場的無望導致了年輕人婚育觀念的全面收縮,難以對人生做長期的規劃,管好自己就行,失去走進婚姻、承擔家庭責任的勇氣。
不久前,我們總工會披露的數據,中國靈活就業人群已達到2億,按照城鎮就業總人數計算,城市中靈活就業人口佔比接近40%。也就是說,五個就業者中有兩個人將很難再獲得一份全職工作,不再有穩定的工作環境,不可能每天朝九晚五。
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後的求職一代遭受了持續一生的不利影響,大多數人長期被困在非正式崗位,這就導致無法積累全職工作經驗,沒有經驗又導致越是年齡增長職業競爭力越低,為此,人生陷入惡性循環。他們的薪金收入比上一代低25%,結婚率、生育率顯著下降,貧困風險比上一代人普遍更高。這些困境是現實的,而且明顯代際相關的,以至於日本對這批人正式命名為「就業冰河世代」。
「就業冰河世代」普遍出生於1970年至1984年間,他們1993年2006年間大學畢業,恰逢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後的發展停滯。據估算,陷入「就業冰河世代」困境的人數大約有800萬(換算到中國來理解,可以乘以十),截至2025年,這些人年齡在40多歲到50多歲之間。
日本政府一直關注對這一代人的救濟工作,以持續改善他們的處境。但2010年統計數據顯示,冰河世代的正規僱傭率仍然只有55%、住房自有率僅有25%,包括薪資收入等各方面仍明顯低於其他群體。
大學生從事低級工作日漸成為主流
由於社會好工作越來越少,學歷貶值加劇,社會心態愈加分裂,少數上流階層更卷,廣大底層躺平。
只有如東京、帝大等一流大學的畢業生依然畢業就能獲得正規僱傭。頂級大學的畢業生依然能進入豐田、索尼等頂級大企業,或者進入中央政府和省廳擔任公務員,或者加入智庫、律所、投行,這些工作體面、穩定、收入豐厚。
但更多大學畢業生只能從事不那麼光鮮的工作,普通大學畢業生超過六七成從事超市收銀、酒店服務生、保安、保潔、外賣、快遞、工廠臨時工、建築勞務、環衛等低端服務業。

不久前,我遇到一位養老行業專家,我們聊到護工的來源,令我相當意外,已經有不少年輕人入行。他面試的時候都會問這些年輕人為什麼從事養老護理。這些來自普通大學的年輕人們也很實在,直說就這個專業還能找到工作,其他專業學了也沒用。
那種大學畢業就能獲得乾淨體面、簽固定勞動合同、下班時西服和襯衫還能保持乾淨的崗位的時代消退了。
白領職業的增長趨緩
日本在經濟泡沫破滅之後,年輕人就業如此艱難,其中還有一個關鍵原因:大學擴招。
泡沫破滅前的經濟增長讓全社會對未來預期高漲,大學教育隨之擴招,日本大學生畢業人數從1975年的31萬人逐步增加到1995年的51萬人。但是擴招的大學生們恰恰在經濟泡沫破滅時迎來了就業高潮。一邊是崗位不斷在縮減,一邊是進入社會的大學生源源不絕,年輕人的艱難可以想像。
高等教育擴招增添的大學生就業困難,既不是年輕人個體的錯,也不是政策的錯,它只是人的預期與現實發生偏離的事實。
我國職業分類大典(2022版)把全部工作分為8個大類:
1、機關和、群團組織和企事業單位負責人;2、專業技術人員;3、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4、社會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人員;5、農、林、牧、漁業生產及輔助人員;6、生產製造及有關人員;7、軍人;8、不便分類的其他從業人員。
上述1+2+3大類即是民間所謂「白領」崗位,按照勞動統計年鑑粗測,上述白領崗位在2000年時大約是7500萬人,2010年時約9700萬人,2018約1.53億,2025估測約2.04億。實際上白領崗位一直保持穩健的增長,大約2010年前年均300萬到500萬個,2010年後,年均白領崗位增加500萬到600萬個。
大學畢業生人數的變化則分為兩個階段,2007年以前,我國大學畢業生遠少於白領崗位需求,大學生畢業多個崗位可選。但2007年以後,大學生人數從逐漸增長到超過1000萬,大學畢業生人數相較世紀之初已增長到十倍,遠遠超過白領崗位的增加數量。從2023年開始,接近40%大學生無法獲得白領工作。
2016年的出生人口是1883萬,是我國近20年生育最高峰,到2038年這批孩子迎來大學畢業,大學生就職壓力將達到頂峰,或許超過一半的畢業生難以獲得體面的白領工作。
2000–2024:畢業生(官方)vs 白領新增崗位估測(單位:萬人)
|
年份 |
高校畢業生(含專科,官方) |
城鎮新增就業 |
白領崗位新增(估算) |
供需缺口(畢業生−白領崗) |
|
2000 |
95.0 |
860 |
258 |
−163 |
|
2001 |
103.6 |
898 |
278 |
−174 |
|
2002 |
133.7 |
915 |
293 |
−159 |
|
2003 |
187.8 |
980 |
323 |
−135 |
|
2004 |
239.1 |
1059 |
360 |
−121 |
|
2005 |
306.8 |
1102 |
386 |
−79 |
|
2006 |
377.5 |
1184 |
426 |
−49 |
|
2007 |
447.8 |
1204 |
445 |
+2 |
|
2008 |
512.0 |
1113 |
423 |
+89 |
|
2009 |
531.1 |
1102 |
430 |
+101 |
|
2010 |
575.4 |
1168 |
467 |
+108 |
|
2011 |
608.2 |
1221 |
501 |
+107 |
|
2012 |
624.7 |
1266 |
532 |
+93 |
|
2013 |
638.7 |
1310 |
563 |
+76 |
|
2014 |
659.4 |
1322 |
582 |
+77 |
|
2015 |
680.9 |
1312 |
590 |
+91 |
|
2016 |
704.2 |
1314 |
604 |
+100 |
|
2017 |
735.8 |
1284 |
603 |
+133 |
|
2018 |
753.3 |
1284 |
616 |
+137 |
|
2019 |
758.5 |
1352 |
662 |
+97 |
|
2020 |
797.2 |
1186 |
593 |
+204 |
|
2021 |
826.5 |
1269 |
647 |
+179 |
|
2022 |
967.3 |
1206 |
627 |
+340 |
|
2023 |
1047.0 |
1244 |
659 |
+388 |
|
2024 |
1059.4 |
1256 |
678 |
+381 |
雖然當前出生人口已經大幅下滑,但2025年出生的800萬人口,到2047年就業時也依然高於白領崗位的增加數量。而且疊加我國人口減少的大趨勢和AI技術對中低級白領職位的大規模替代,白領崗位的增加將大幅趨緩甚至減少,大學生就業困難在可見的將來仍會持續。
對於一個年輕人而言,原本沒有機會上大學,只能以初中學歷從事勞力工作,現在雖然大學畢業但還是只能從事勞力工作,這是一個不那麼美滿的事實。個人心態上可以有兩種:既可以抱怨大學白讀了,也可以慶幸自己有幸能讀上大學,如何選擇在於自我。
我個人不太贊同社會欠年輕人一份乾淨體面的工作。但是,我們也理解當下的困境,人要有希望才有奮鬥的動力,如果看不到希望自然就會放棄奮鬥。那麼,暫時的躺平休整也不失為一種不壞的選擇。
事實上,為數不少的年輕人已經勇敢的面對艱難現實,2020年美團數據,大專及以上學歷(大學生)騎手已經佔比24.7%(含統招大專/本科、成人教育、網大、電大等)。孔乙己其實也早已脫下了長衫。
批判還是理解
目前,年輕一代迎來了一個不太友好的時代:由於氣候不好,長勢不良;由於長勢不良,又被批判脫不下長衫、被敵對勢力煽動(年輕人沒有掌握話語權);越是被批判,越導致年輕人處境艱難、信心衰退,於是,又果然印證年輕人不行。
我想起我讀過一本書,《我在北京送快遞》,作者胡安焉心思敏感、文字細膩、工作認真負責,明顯是個文化人,但他在很多勞力工作中不斷輾轉。
後來我查了一下,胡安焉是1999年畢業於四年制中專,屬於最後一屆包分配的中專生,那個時代考中專的都是讀書不錯的孩子。我初中畢業時,農村最優秀的學生都是報考中專,其次才是讀高中。
然後,這些讀上中專的優等生,前腳以包分配的希望踏進校門,後腳以國家不再包分配的政策變化迎來夢碎。很多人的人生就此滑落。對於1999到2010s的中國社會來說,確實錯過大學畢業的第一步,就會很容易連續錯過後面的人生。
宏觀上一個極輕微的擾動,就改變了幾千萬人的命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運。人的發展依賴於時代背景,和農作物的收成依賴於氣候一樣。1990s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以後,年輕一代遭受了最嚴峻的經濟打擊,他們痛苦的承受了前人們貪婪放縱的代價,卻又被扣上了「平成廢宅」等等惡名。
日本社會後知後覺,2010年代開始意識到對這一代人應有的責任,社會輿論逐漸從批判轉向共情,關注其時代困境,主流話語正視這是一代人在經濟泡沫破滅後的犧牲,而不是歸咎於個人的主觀懶惰和意志薄弱。
房價泡沫的破滅、高歌猛進的債務積累以及勞動者境遇改善的長期停滯,沒有一項與年輕人有關。如果年輕人作出了適應不良環境的選擇,這不是選擇的錯,是前人造就的環境的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運,同時,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責任。
我們如果在重蹈日本年輕人發展困境的同時,又在社會文化和心理上重蹈覆轍,那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