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時光流逝逾五十載，但那年十月那個夜晚的一幕，仍刀刻般地印在腦海里，不曾忘記。
先是文革風暴襲來，當時我在合肥四中讀書，平日肅靜的和平堂一夜之間糊滿大字報。碩大醒目或橫或豎的「聲討」「炮轟」「砸爛」之類字眼，舉目皆是。此前兩年，即我們剛入校時，外鬥蘇修、內鬥階級敵人的嚴峻形勢，已使我們這些中學生多少感觸到政治的極端「突出」：每周兩個下午圍坐在教學樓前的大槐樹下，分組學習，讀社論，念文章，有段時間還每天一個章節地讀剛出版的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夏收和秋收季節，學校組織我們去郊區割麥收稻，吃住在農家。還有民兵訓練，射擊打靶，讓我們這群中學生感覺既緊張又神秘。
記得1964年10月的一天，我和同學們正在郊區農村幫助秋收，廣播裏傳來赫魯曉夫下台的消息，引起一陣歡呼。實彈打靶射中10環的興奮與脫靶的懊喪，也是那時滔滔不竭的話題。
儘管如此，政治運動似乎還只停留在報紙社論和文件學習上，對於我們這些懵懂的中學生來說，這時還完全感受不到「運動」帶來的切膚之痛。課依然照常上，考試測驗也一樣不缺。而文革狂飆突來，不僅迅即打亂這一切，更把包括我們中學生在內的全社會投入「運動」所捲起的一波又一波驚濤駭浪之中。
1966年5月，「5•16通知」橫空出世，文革序幕揭開；6月，高考推遲消息公佈；8月，文革「16條」播發。此後，南北各省造反運動此起彼伏，8月27日，安徽省會合肥爆發「8•27」造反事件，組成安徽「8•27」造反兵團。不久，對立一派造反組織成立，前者稱為G派，後者則為P派。這是文革在安徽湧起的第一輪造反高潮。
造反是造反派的事，那會兒有資格成為頭一撥造反派的，全是學生中的「紅二代」「貧二代」，穿着舊軍服，扎着寬皮帶，套着「紅衛兵」袖箍，走街串巷地四處造反。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我在2016年文革爆發五十周年時曾有《御街行•五十祭》一詞紀之，其中寫道：「古邑城頭鼓頻傳，八二七，井岡山。和平堂前批劉鄧，鬥張倒李造反。」
文革既起，學校隨即停課鬧革命，原先在學校住宿的同學也紛紛搬回家住。我也把行李和書本搬回家去，書自然不用讀了，閒暇無聊，偶而到學校和街頭看看大字報，圍觀兩派辯論鬥嘴。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當時，我與同住北門雙崗的同學路之凡等時常來往，要麼結伴去看大字報，要麼一塊游泳，鼓搗無線電。我行我素，「逍遙派」一個。
這年夏天，合肥街頭已經出現北京和外地學生串聯的身影，而各地學生去北京串聯的消息也日漸增多。9月初，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組織外地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京參觀文化大革命，全國大串聯驀然掀起高潮。很快又聽說合肥其他中學和本校有同學已經動身，此前已從北京串聯歸來的同學還繪聲繪色說起串聯的經歷，我和路之凡心動了。
說走就走。那時合肥到北京沒有直達火車，去北京須得由蚌埠轉車。那會兒鐵路秩序已亂，無票蹭火車已成大中學生「革命大串聯」的天然「權力」。10月12日晚，我倆背着挎包，在合肥火車站沒費周折混上開往蚌埠的火車。
這是我第一次離家外出，既興奮又忐忑。到蚌埠已是深夜，這裏是北上列車必經之處。我們踟躕在蚌埠站月台上，與一群群四面八方湧來的學生匯聚在一起，等候北上列車。火車一到，上下車門和車窗都成了學生們爭先恐後攀爬上車的通道，只看你的功夫如何。幾經折騰，我倆好不容易攀上一趟由杭州開往北京的綠皮火車。
其時已過午夜，硬座車廂里橫七豎八躺滿昏睡着的男女學生。我倆小心翼翼地從人堆中挪進車廂，就近找個勉強可以下腳的地方，倚着座椅靠背站着，懷着莫名的激動，踏上進京串聯的旅程。
火車開得很慢，且不時停下，等待前方車站火車開出後才能繼續前行。當時各地串聯學生潮流般地湧向車站，致使各個車站水泄不通。幾乎每到一站，都得捱磨許久才得動彈。
約莫凌晨二三點鐘，早先的瞌睡勁兒過去了，躺在座位底下的學生不時起來伸伸懶腰，各種未曾聽過的口音迴蕩着，車廂頓時活躍嘈雜起來。幾個女中學生斜倚在座位上，唧唧唔唔嘻嘻哈哈，聽不懂她們說些什麼。隔壁座位幾個大學生模樣的男同學站着跟她們搭訕，不時飄來一陣笑聲。過一會，我們問她們從哪兒來。女學生們笑了，咿咿呀呀地拋過來一串吳儂軟語。
其中一個女生見我倆確實聽不懂，用一口江南普通話笑着說，我們是從魯迅爺爺家那邊來的呀，說着拿出她們的校徽。原來她們是浙江紹興某中學的學生，看樣子也就十四五歲。這樣說着笑着，火車走着停着，顛簸了20多個小時，13號傍晚時分，這列綠皮火車拖着疲憊不堪的串聯大軍，終於喘着長氣駛進北京站。
隨着人海擠出車站，就被一派紅旗招展、鑼鼓喧天的陣勢鎮住了：北京站出口處，一群佩戴「紅衛兵」袖箍的學生一面揮舞鼓槌使勁兒敲，一面高呼着口號。大紅彩旗上寫着巨幅標語：熱烈歡迎外地革命師生進京參觀文化大革命！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之類。我倆隨着出站人流漂移，被沖向不遠處的「外地革命師生進京聯絡站」。隊伍排得很長，候了一兩小時，終於輪到我倆，拿出學生證登記，告知被分配到永安里小學住宿，每人還領到一張紅色紙質的「外地革命師生臨時乘車證」。
此時已是深夜，永安里小學怎麼去？人家說離北京站不遠，我們邊問邊走，很快走上長安街（這會兒剛在破四舊中被改名為東方紅大路）。街上燈火通明，馬路比我想像中還要寬許多，不時有從未見過的長着兩根「長辮子」的電車駛過，像是長着一對翅膀似的，讓人覺得新奇。
正當我倆東張西望、手足無措時，只見一個清秀俊俏的女學生朝我們走來，她一幅標準的紅衛兵裝束，身着褪色軍服，纖細的腰間繫着寬皮帶，軍帽後沿露出兩根短辮，臂戴紅底黃字的「紅衛兵」袖箍，胸前別着鮮紅的毛主席像章，看上去不過十六七歲。
走到近前，她大方地以一口純正的京片子打招呼，問我們去哪兒。得知我倆要去永安里小學後，她略帶欣喜地說，正好我家也是那個方向，咱們同路。我盯着她問，上哪兒搭車呢？這位稚氣未脫的女孩朝我招招手，一臉鎮定地說，跟我來。
我倆滿腹狐疑地隨着她，居然走到長安街的路中央，見到由西向東的來車，她便迎面跑上前揚手攔車。眼瞅着一輛輛汽車疾馳而來，女孩毫無怯色，不一會兒，一輛空無一人的客車竟然被她當街攔下。這會兒，我倆早已被女孩的舉動驚得目愣口呆，只見她命令般地朝我倆招了招手，迭聲喊快上車。
在車上跟她聊天，才知道她是北京某中學紅衛兵，一個多月前去南方串聯，今晚剛回北京。真是人小見識大呀。十多分鐘後，車到永安里，女學生喊司機停車，然後叮囑我倆，下車後直行走到頭，拐個彎就是永安里小學。事後想想，如果不是遇着她，那晚我倆不知怎樣周折才能找到永安里小學呢。只是事發突然，或許也有少年男女避嫌之故，我們彼此竟然連名字也沒問。
當時，永安里小學住有數百名外地學生，吃住都在學校，白天可以乘車去各大專院校看大字報，也可以在街頭爭搶人們從汽車或樓宇上灑下的各式傳單。待到10月18日那天，清晨5時緊急集合，早飯也沒吃，每人發一盒餅乾（湊巧的是，餅乾居然還是合肥生產的）。
我們排着隊被帶到長安街行人路一側分排坐下，最前幾排全是軍人。正午剛過，高音喇叭里傳出「東方紅」的樂曲，毛澤東乘坐敞篷汽車由西向東緩緩駛來，記得還看到了劉少奇等人。這即是文革中毛主席第四次接見紅衛兵。
10月的北京，已近深秋，寒意十足。幾天後，我拿着母親的信去朝陽門外北京針織總廠找到從未見過的四姨，她見我衣着單薄，拉我到附近商店買了一件絨衣，後帶我回她住的朝陽門內竹竿胡同家中。第二天，我便去永安里小學接路之凡，之後我倆就住到四姨家中。住在四姨家方便多了，她家對面就是文化部，隔不遠是外交部，早晚散步過去就可以看大字報，拿回許多花花綠綠的傳單。
這是我第一次串聯也是第一次去北京的經歷。大約待了一個月，去了北大清華等名校，也去了故宮北海，王府井西單。後來路之凡先回合肥，我在四姨家多待了一些日子。
至今仍能記得這樣一個插曲，某晚，住在四姨家一牆之隔的另一四合院的俞平伯先生家裏電燈壞了，喊我表弟幫忙，我和表弟隨即去他家查看，幫老人換了電燈泡。那時雖小，也知道俞平伯先生是位鼎鼎有名的紅學家，曾出版《紅樓夢研究》等紅學專著。那會兒，四姨和俞先生均被紅衛兵抄過家，也算是「同病相憐」吧。印象中俞先生孤寂寡言，彬彬有禮，落魄之下，不失名士風範。
十月的那個夜晚，特別是與那個北京女紅衛兵的長安街之遇，烙刻着我對文革的最初印記，驚駭新奇之餘，伴隨着茫然與無措。
行文至此，忽發奇想：當年那個叱咤長安街，當街攔車的女孩不知在哪裏？茫茫人海中，已無從尋覓。或許每天清晨，她正和着輕快的樂曲，與眾多老年夥伴們在北京某個廣場中翩翩起舞，引吭歌唱。不知她是否還記得這一奇遇，願她安康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