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裏，崇禎皇帝朱由檢設下神壇，他想祈請天兵天將下凡，助他力挽狂瀾。
這是大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也是朱由檢生命的倒數第三個年份，當年農曆四月底，李自成率領農民軍第三次包圍開封，中原震動。手足無措的崇禎皇帝，一方面在紫禁城中設立齋堂拜佛念經，感覺拜佛念經無效，他又召來道家正一派的第五十二代天師張應京，命令他設壇做法召喚天兵天將，希望神仙能夠下凡外驅滿人、內剿亂賊。
就像崇禎十二年（1639年）那次在宮中設壇做法召喚天兵天將一樣，這顯然又是一次自我安慰的神仙把戲，但瀕臨亡國的崇禎皇帝顧不上虛妄，他已經接近走投無路：此前一年的1641年農曆八月，明朝在關外的最後一支精銳部隊13萬人與清軍展開決戰，沒想到慘敗潰退，在兵敗堅守孤城松山半年後，1642年農曆二月，統兵出戰的兵部尚書兼薊遼總督洪承疇被俘投降。
隨後，同樣堅守孤城錦州以致殺人相食仍然堅持守城的名將祖大壽，也在城破後被迫投降清軍——至此，歷時近兩年的松錦之戰，以明軍慘敗結束。山海關外，明朝只剩下總兵吳三桂仍然率軍堅守孤城寧遠，清軍的鐵騎，距離攻破山海關只剩一步之遙。
大明帝國內有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軍到處攻城略地，外有清軍步步緊逼，已經瀕臨亡國境地。無奈之下，此前一直堅持不議和的崇禎皇帝，只得密令兵部尚書陳新甲與已經自立為大清國皇帝的皇太極議和，沒想到議和進行到關鍵時刻，陳新甲與滿清的議和文書竟然被陳新甲的僕人無意間泄露、當成塘報通報各地，由此鬧得滿朝喧譁，在言官的攻擊下，崇禎不得已決定棄卒保車，將議和的罪名推卸到陳新甲身上，隨後將其斬殺。
本來，議和對於面臨內憂外患的大明帝國而言，不失為對外先穩住滿清、對內集中精力對付農民軍的一個辦法，但自立朝以來，由於大明帝國一直堅持不議和不妥協，加上崇禎皇帝礙不下面子，無奈下，崇禎只得被迫放棄議和。至此，隨着陳新甲一死，他內外已無退路，大明帝國和他個人的生命，開始進入倒計時。
陳新甲代替崇禎議和，竟然因為泄密就被下令斬殺，替皇帝衷心辦事，卻隨時可能被棄卒保車，這使得滿朝文武更加噤若寒蟬。
據統計，崇禎在位十七年間（1627年—1644年），共斬殺總督7人、巡撫11人，其中督師薊、遼的兵部尚書袁崇煥，被性格多疑中了滿人反間計的崇禎下令凌遲處死；山東巡撫顏繼祖因為清兵入關攻克濟南生擒藩王德王，也是被作為替罪羊處死——崇禎隨意屠戮大臣、推卸責任，也使得手下文武百官更加戰戰兢兢，在亂世中不敢作為。
對此，崇禎的針對之策是重用東廠和錦衣衛監視大臣，並動輒以私刑代替國法處死大臣，例如處死陳新甲的這一年（1642年），上言直諫的行人司副熊開元、給事中姜埰就因為直言衝撞崇禎，而被崇禎命令錦衣衛逮捕後秘密處死。
國事紛亂，性格偏隘的崇禎很希望勵精圖治，但又能力有限，無奈下，後來自詡「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崇禎，只得經常將怒氣發泄到臣子身上，要麼殺人泄憤，要麼頻繁更換臣僚——根據統計，崇禎在位17年，僅僅刑部尚書就換了17人；而整個明朝276年歷史不過160多位閣臣，崇禎在位17年就佔了50人，由此可見他對手下臣子的換人之頻和疑心之重。
就在兵部尚書陳新甲被處死一個月後，1642年農曆七月，崇禎心愛的田妃病逝，田妃原籍陝西，從小在富庶的揚州長大，父親田弘遇曾擔任揚州把總，自小聰穎的田妃精通琴棋書畫，深得崇禎憐愛。
儘管國事日蹙，但崇禎在勤政之餘，仍然頗有生活情趣，他擅長演奏古琴，甚至曾經譜寫《崆峒引》《爛柯游》等訪道古琴曲與田妃一起演奏，田妃也時常與崇禎一起彈琴、吹簫、下棋、寫字作畫，儘管多少有點恃寵而驕，但田妃在崇禎的約束下，總體仍然守本分，與崇禎的思想和生活情趣也非常合拍。
因此，田妃在王朝末日、國事紛亂中逝世，這也給了崇禎皇帝不小的心理衝擊，田妃去世後，儘管能力有限、但卻勤政不輟的崇禎皇帝哀痛不已，特地下令輟朝三日。
但崇禎還來不及過多哀痛，大明國勢的江河日下就已讓他焦頭爛額，當年農曆九月，李自成在第三次圍攻開封后，扒開黃河水攻開封城，致使開封積水十多米深，37萬守城軍民中有34萬人喪生。
為了剿滅李自成的農民軍，崇禎先是於1642年年初，下令釋放了此前曾經大敗李自成、後來卻無辜被羈押三年多的名將孫傳庭，但日趨壯大的李自成農民軍已經今非昔比，而手下已經沒有精兵強將的孫傳庭，則在開封城破後的第二個月（1642年農曆十月），被李自成擊敗於河南。
隨後，明朝「諸將皆望風引避，莫有敢當其鋒者」，很多官吏甚至直接棄城出逃，「易服匿草間」，而擁兵二十萬的左良玉當時守衛湖廣重鎮襄陽，他不思進取迎敵，卻在李自成兵臨城下之前，先是縱兵擄掠襄陽、樊城百姓，然後棄城出逃，致使李自成輕鬆佔領襄陽，隨後，李自成軍隊又先後攻克棗陽、荊門、荊州等地，整個大明帝國的腹心地帶河南、湖北等地被農民軍掃蕩殆盡。
屋漏偏逢連夜雨，在皇太極的指揮下，清軍則在松錦之戰大勝後，繞開孤城寧遠和山海關進入華北平原，一路燒殺擄掠至山東，在連破八十餘城後揚長而去。根據後來統計，清軍此次入侵，共掠奪黃金2250兩，白銀220萬兩，並俘虜了36.9萬漢人作為奴隸北歸。而已經沒有可用之兵的崇禎皇帝，只得縱容清軍在境內來去自如。
為此，崇禎第三次下發罪己詔，他在罪己詔中自陳已經力不從心：
比者災害頻仍，干戈擾攘，興思禍變，宵旰靡寧，實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寬。自今日為始，朕敬於宮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視事，務期殲胡平寇以贖罪戾。
縱觀崇禎在位十七年間，他分別於崇禎八年（1635年）、崇禎十四年（1641年）、崇禎十五年（1642年）和亡國自殺前夕的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月共四次下發罪己詔：
此前在1635年，張獻忠軍隊攻破安徽鳳陽、焚燒明朝祖陵，崇禎後來以「流賊未平，震驚陵寢」下發罪己詔；到了1641年，由於帝國內部連續多年乾旱、蝗災、饑荒並起，崇禎又以災異頻現，下詔罪己；而此次第三次下發罪己詔，自感心力交瘁的崇禎，除了自述「於宮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視事」外，他已經對時局的進一步發展惡化感到無能為力。
▲崇禎（1627—1644年在位）。圖源：影視劇照
帝國風雨飄搖，為此，信仰傳統鬼神的崇禎，甚至一度改信天主教。
崇禎五年（1632年），信奉天主教的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向崇禎推薦天主教，這使得精神迷茫的崇禎一度大喜，加上傳教士南懷仁、湯若望等人的宣講，崇禎於是命令將紫禁城內的佛像全部撤除，意思是只能允許天主存在，而不能有其他偶像。
不僅如此，由於一度崇拜天主教的上帝，崇禎還命令臣子中有「天」字的全部改名，例如大理寺推官陳良謨，原名陳天工，就因為崇禎下令而被迫改名。
但一度改信天主教，並不能挽救崇禎心中的迷茫和大明帝國日益衰頹的國勢。
到了1640年，崇禎的皇五子朱慈煥病死，據說朱慈煥臨死前，崇禎前去探望，沒想到當時年僅虛歲五歲的朱慈煥竟然手指空中呼喚九蓮菩薩，並控訴崇禎毀棄紫禁城宮中的佛像，儘管這件事的真偽和事件過程出現了多種說法，但崇禎卻在朱慈煥死後深受震動，並請回了此前撤移到宮外的佛像，從此後也不再對天主上帝祈禱。
其實，崇禎信奉天主教的天主上帝也並非真心和唯一，早在朱慈煥病逝前的1639年，他就曾經在紫禁城中設壇做法召喚天兵天將，而到了1642年，他再次設壇做法，請道家天師張應京幫助他召喚天兵天將剿除內外賊寇，由此可見他病急亂投醫，胡亂拜神改宗的紛亂與焦慮。
早在1627年，當時年僅17虛歲的朱由檢登基後，面對晚明以來日益混亂的國政，他先是雷厲風行剷除了權宦魏忠賢，此後他殫精竭慮，每天都早起上朝，夜晚則經常批閱奏章到深夜，這與他曾經長達24年不上朝的高祖父嘉靖皇帝，以及高達28年不上朝的祖父萬曆皇帝，還有他長期嬉戲玩樂、聲色犬馬的兄長明熹宗朱由校相比，崇禎皇帝簡直是明朝中後期皇帝群體中難得的清流，由於皇帝經常深夜不息辦理政務，崇禎時期，很多閣臣夜晚都經常留宿在紫禁城文淵閣中，以備皇帝不時召見。
與祖先和兄長的懶惰怠政相比，崇禎不僅勤於政務，而且對例行的經筵和日講也不敢怠慢，他經常在繁忙的政務之外，向主講官學習四書五經和《資治通鑑》等的治國理政之道，求治心切的他，甚至經常將經筵和日講變成召對，與大臣們討論國事。
有感於明朝內憂外患、財用不足，與奢靡的祖先嘉靖皇帝、萬曆皇帝相比，崇禎也厲行節儉，他即位後，先是下令停止了蘇杭織造，此前，蘇杭製造由宮內太監掌管，專門為宮內採購緞匹絹帛，對民間騷擾頗重。
對此崇禎下詔說：「惟是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未遑蘇豁，乃有織造錢糧，雖系上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甚憫焉……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
崇禎節儉，甚至衣服破了也還繼續穿。有一次他參加經筵日講，由於內衣袖子破損，露在外面給廷臣看見不太雅觀，不太自在的崇禎於是不時用手將內衣袖子塞回去遮掩，發現這個細節後，經筵主講官於是說：「天子衣服破敝，雖然過於節儉，但這是美德，何必忌諱呢！」崇禎這才不再塞掩手袖。
為了悼念皇子和節約宮中開銷，就在皇五子朱慈煥於1640年病逝後，崇禎甚至一度改而吃素，崇禎的外祖母聽說後非常心疼，後來進奏說她夢到崇禎早逝的母親託夢，要外孫崇禎還是要吃素，並勸告說「藥補不如肉補」，崇禎這才恢復吃葷，但他與周皇后在此後生命的最後四年裏，仍然堅持每月吃素十天，以此節約膳食開銷。
節流之外，為了開源，他甚至命令將他的祖父萬曆皇帝時期珍藏遺留的多年野生人參拿出來變賣，換了幾萬兩銀子補貼國用。
但即使他窮盡一切努力，大明帝國內外還是烽煙四起，對此他曾經心有不甘地向臣子們表露心跡說：「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到了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他甚至嘆息說：「朕不自意將為亡國之主！」
崇禎上位後所面臨的困局，與當時的氣候變化有着深切關係。
據不完全統計，崇禎在位17年間，全國各地竟發生了14次特大乾旱，各地「餓殍遍野」「人相食」的記載十分常見。
雖然乾旱在中國歷史上並不罕見，但明朝中後期乾旱範圍之廣、程度之嚴重，觸目驚心。
崇禎十三年（1640年）的乾旱，是千年一遇的大旱，也是中國自漢代以來最嚴重的乾旱事件。
在這一年前後的兩次乾旱事件，也絕非等閒之輩：崇禎十二年（1639年）的乾旱是百年一遇級別，崇禎十四年（1641年 ）的乾旱是五百年一遇級別。
旱災波及華北、西北地區，受災人口極其廣泛。許多地方，更是連年受災，百姓生產生活遭遇四連擊、五連擊，甚至九連擊。
根據氣候統計分析，明朝末年，當時中國正處於小冰期的寒冷期，冬季平均溫度比現在要低2℃左右。
小冰期開始於13世紀，之後經歷了相對溫暖期，在16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達到鼎盛。
在國內，通常將15世紀後期至19世紀末氣候寒冷期作為小冰期，由於這一時期恰是明清時期，因此也稱為「明清小冰期」。
不要小看小冰期時期氣候變化出現一兩度的氣溫下降，在農業社會，這點氣候的非正常變化足以摧毀整個社會的生產基礎，並極大地削弱國家的經濟實力，同時連鎖產生各種社會不穩定因素。
崇禎即位第二年（1628年），高迎祥率領農民在生態環境惡劣、乾旱災害最為嚴重的陝北最先起事，當時，大明帝國內部很多饑民喊着「與其坐而飢死，何不盜而死」的口號紛紛發動起義，面對農民軍，明朝官軍起初在圍剿時經常佔據優勢，但隨着氣候變化導致大乾旱、大饑荒的普遍蔓延，越來越多的農民不斷湧入起義軍，致使農民起義呈現「野火燒不盡」之勢。
根據當代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的統計分析，明代末年的人口在峰值時期，應該已經接近2億大關，而擁有如此龐大人口資源的大明帝國，其實際能夠控制和徵收賦稅的編戶齊民在高峰時期也只有五六千萬。
進入明末後，由於饑荒、乾旱、土地兼併、瘟疫、戰亂等各種原因導致人民流離失所，明朝政府能夠掌控的人口資源越發減少，這同時也意味着政府的稅源和兵源在不斷流失，而面對滿人入侵的邊境戰爭以及鎮壓內部叛亂，明朝政府所需開支卻在不斷膨脹，一邊是日趨減少的可掌控資源，一邊是不斷膨脹的國家開支，這也使得明朝政府的生存空間被不斷壓縮榨乾。
作為後來農民軍的最重要首領，出生在陝北的李自成，起初先是因為明朝內憂外患、政府收支缺口太大，不得不精簡政府機關，這導致當時在驛站當驛卒的李自成被裁員，從公務員隊伍下崗後，李自成又當過邊兵，後來又因為軍將剋扣軍餉而參與兵變，從此進入農民軍隊伍。
到了崇禎十年（1637年），李自成一度被明軍洪承疇、孫傳庭部打得潰不成軍，僅僅帶着17名部下躲到陝西東南的商洛山中避難，當時，明軍剿匪頗有成效，張獻忠也一度投降官軍，但到了崇禎十二年（1639年），先是張獻忠趁着當年大乾旱、大饑荒再次反叛明朝，隨後，李自成也殺出商洛山，由於1639年至1641年的連續三年大乾旱，當時，參加李自成農民軍的「遠近饑民荷鋤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
不僅是農民軍，當時不斷南下的後金（清軍）部隊，其本質也是受到了當時北方小冰期氣候變化，以及大乾旱、草原生態惡劣的影響所致，在氣候危機的影響下，本來就頗具野心的女真後裔滿人不斷南下，試圖通過攻城略地掠奪人口、物資等資源來度過艱難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