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同樣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但相對而言，後金（滿清）在崛起過程中，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父子依託戰爭，在不斷掠奪遼東和關內財富、人口資源同時，也不斷拉攏關外的蒙古部落，並多次出兵征討朝鮮，使得蒙古各部和原本為明朝藩屬國的朝鮮都被滿清拉入麾下，加上滿人在遼東不斷爭取當地漢族的支持，從而使得滿清在與明朝爭奪天下的過程中，不斷擴充成長，成為明朝越來越壯大的威脅。
同樣面臨危機，但滿人卻將危轉化成了機。當然，從現實的角度看，滿人在東北地盤小、人口少，船小好調頭，加上策略得當，四處拉攏資源和人心，這就使得滿人得以在明朝內部的大動亂中保持隔岸觀火，而明朝政府與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軍的火併，也讓滿人這個第三者能在關外坐享漁翁之利，這確實是崇禎這個大明帝國的「大當家」所不具備的特殊優勢，而且是足以讓人致命的優勢。
就在皇太極隔岸觀火之時，為了應對內部的農民起事，以農業立國、財用並不寬裕的崇禎不得已加征「剿餉」。
由於「剿餉」加重了人民負擔，將更多災民推向了農民軍的隊伍，為了所謂剿匪練兵，明朝官方又不得不開徵「練餉」；另外滿人又不斷南下入侵，為了解決遼東戰場與後金（滿清）戰爭的經費，明朝官方又開徵了「遼餉」。
在天災的作用下，加上「剿餉」「練餉」「遼餉」三大餉的重負，到了崇禎在位後期，明朝官方陷入了「崇禎死局」的困境中不可自拔，簡單說就是，大明帝國由於天災人禍導致財用短缺，財用短缺反過來又加劇了天災人禍，在這種惡性循環中，大明帝國的「崇禎死局」已無法破解，由此明朝逐漸走向毀滅的邊緣。
▲李自成的多次崛起，與明末的氣候變化息息相關。圖源：網絡
「崇禎死局」這種惡性循環導致的嚴重後果，就是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軍趁着1639年的大乾旱大饑荒再次起事後，農民起義的燎原規模越卷越大。
就在崇禎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的農民軍橫掃河南和湖北北部之時，當年，張獻忠的部隊也橫掃安徽，先後攻陷舒城、六安、廬州（合肥）等地，並在巢湖訓練水軍。為了避免與李自成的農民軍發生碰撞，張獻忠又轉攻進入湖北，並於崇禎十六年（1643年）農曆五月攻克華中重鎮武昌，處死了楚王朱華奎，與部下分食其肉，不僅如此，張獻忠還將攻陷武昌等地掠奪來的六百多萬兩白銀拿出來召集流民、擴大軍隊。
在武昌，張獻忠自稱「大西王」，建立了大西政權，與此同時，李自成也在襄陽建號稱王，對於張獻忠的稱王舉動，李自成頗為不滿，當時，明軍左良玉部也開始反攻張獻忠軍隊，為了避免與李自成部和明軍左良玉部兩面作戰，張獻忠於是又率領軍隊南下進攻湖南和江西等地，到了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張獻忠又率部向四川進發，開始了亂蜀的大屠殺之戰。
與此同時，此前只是滿足於攻城略地、殺人越貨的李自成，也開始萌生了與明朝分庭抗禮、爭奪天下的想法，就在攻克黃州（湖北黃岡）後，李自成就發佈檄文聲討崇禎皇帝和明朝官方說：
「明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師旅，擄掠民財，奸人妻女，吸髓剝膚。」
而對於攻克之地的百姓，李自成則發佈檄文進行撫慰：「本營十世務農良善，急興仁義之師，拯民塗炭。今定承天、德安，親臨黃州，遣牌知會，士民勿得驚惶，各安生理。」
不僅如此，李自成還到處宣傳「三年免徵，一民不殺」，這對於當時因為大乾旱大饑荒以及明朝官方三大餉重壓之下，已經接近生存極限的災民來說，影響巨大，以致於李自成軍隊所到之處「所至風靡」。
對於這種農民軍和明朝官方的人心向背轉換，翰林院編修馬世奇在與崇禎的對話中指出，在農民軍中，李自成比張獻忠更可怕，原因就在於張獻忠到處屠戮，而李自成卻處處收買人心：「今闖、獻（李自成、張獻忠）並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
對於李自成攻城後散財收買民心的舉措，馬世奇分析說：「賊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為辭，一時愚民被惑，望風投降。而賊又為散財賑貧，發粟賑饑，以結其志，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忠義。」
談到如何扭轉困局，馬世奇說：「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耳。故目前勝着，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須從督撫鎮將約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但已經陷入「崇禎死局」的明朝官方顯然對於如何扭轉人心無能為力，相反，一切現實都在不斷加重「崇禎死局」的惡性循環，對此，保定巡撫徐標就在與崇禎皇帝的對話中，憤慨地陳述道：
「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亦僅餘四壁城隍，物力已盡。蹂躪無餘，蓬蒿滿路，雞犬無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無幾人民，無幾土地，如何致治乎？」
對於經歷大乾旱、大饑荒和農民軍、清軍交替攻掠、掃蕩，造成從華北平原的河北、山東，到華中地區的河南、湖北，華東地區的安徽，華南地區的湖南、江西，到西北的陝西等地先後遭受的重大動亂，徐標以他的親身見聞，向崇禎痛陳直言：「皇上無幾人民，無幾土地」。
聽到徐標的一番陳述後，崇禎不禁潸然淚下，他說：「皆朕之罪。」
針對明朝官方的潰敗，明末清初的學者張岱後來分析說，明朝末年，明朝官軍紀律渙散，動輒搶掠民眾，加上三大餉等各種苛捐雜稅，使得民不聊生：
「明季以來，師無紀律，所過鎮集，縱兵搶掠，號曰『打糧』，井裏為墟。而有司供給軍需，督逋賦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
張岱以當時人和親身經歷者的視角指出，與明末明朝官方的做法相反，李自成農民軍在後期改變了初期燒殺擄掠的做法，「自成下令曰：殺一人者如殺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禮而用之，貪官污吏及豪強富室，籍其家以賞軍。人心大悅，風聲所至，民無固志。故一歲間略定河南南陽、汝寧四十餘州縣，兵不留行，海內震焉。時喪亂之餘，白骨蔽野，荒榛彌望，自成撫流亡，通商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賊令嚴明，將吏無敢侵略。」
痛心之餘，張岱也客觀地指出，當時李自成的農民軍之所以所向披靡，與民心的歸附關係很大：「至是陷賊，反得安舒，為之歌曰：『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由是遠近欣附，不複目以為賊。」
就在這種「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的民心逆向歸轉下，崇禎和大明帝國的死期，日益臨近。
▲闖王李自成。圖源：影視劇照
面對李自成軍隊的席捲之勢，崇禎越發心慌，當時，此前曾經多次擊敗李自成的名將孫傳庭，在1642年被重新釋放後，由於兵少匱餉等多重原因，在河南被李自成部擊敗後，不得已率部退入陝西休養。
至此，到了崇禎十六年（1643年），大明帝國內部仍然尚可一戰的軍隊，只剩下了遼東的邊軍，和潰逃到湖廣等地的左良玉部，以及退守陝西的孫傳庭部。
老將出身、熟悉敵我軍況的孫傳庭，則在退守陝西後積極擴軍備戰，並逼迫當地富戶紳商捐款助軍，這使得陝西士紳非常不滿，紛紛上書朝廷，指責孫傳庭在陝西養軍備戰、休養生息是「玩寇糜餉」，以致「秦人日在湯火中」。
而急於求成、沒有清晰判斷敵我力量對比的崇禎，也熱切期望孫傳庭早日出戰、剿滅亂匪，崇禎十六年（1643年）五月，朱由檢任命孫傳庭為兵部尚書，並總督秦、蜀、晉、豫、楚、江、皖七省軍務，全權指揮中原戰事。
對於崇禎着急催促孫傳庭率領新軍出戰，兵部侍郎張鳳翔再三勸告崇禎說：「孫傳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將，皇上只有此一付家當，不可輕動。」
面對左良玉部怯敵畏戰，遼東邊軍邊軍為了對抗滿人又無法南下的兩難局面，張鳳翔從當時的局勢出發，勸誡崇禎一定要珍惜孫傳庭新訓練的這支大明帝國最後的生力軍，但求成心切的崇禎不為所動，嚴令逼迫孫傳庭出戰，孫傳庭對此無奈地說：「雅不欲速戰，見上意及朝論趣之急，不得已誓師。」
從陝西無奈率領新軍出戰的孫傳庭部，隨後與李自成軍隊在崇禎十六年（1643年）九月相遇於今河南郟縣，由於恰逢大雨、糧運不繼，加上糧道被截，孫傳庭所部在回撤過程中被李自成追擊大敗，孫傳庭無奈率軍退入陝西潼關，當時，部將勸孫傳庭放棄潼關退守西安，但堅持不肯後退的孫傳庭決心一死守關，李自成進攻潼關時，孫傳庭率領着幾千殘兵揮刀躍馬，奮勇衝殺，最終死於亂軍之中，死後連屍體都找不到。
由於找不到孫傳庭的屍體，當時崇禎皇帝還懷疑孫傳統逃命去了，因此不願意下旨表彰孫傳庭，以致一生忠勇報國的孫傳庭，至死都未能得到公正評價。
孫傳庭戰死五天後，崇禎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軍隊佔領西北重鎮西安，此時，距離北京淪陷和崇禎上吊自盡，還有半年時間。
而生性多疑、急於求成的崇禎，在繼1630年中皇太極反間計處死袁崇煥，1641年又冒進催促洪承疇倉促出戰、以致明朝邊軍在松山之戰中慘敗後，又一手葬送了明軍在西北的最後一支主力部隊，但崇禎並不曾反思自己的過錯，而是將責任全部推卸到孫傳庭身上：「孫傳庭輕進寡謀，督兵屢潰，殊負任使！」
儘管崇禎在位的十七年大明帝國內憂外患，但不得不說，即使在帝國末日，從袁崇煥到孫傳庭，大明帝國也並不缺乏能征善戰的忠勇良將，但志大才疏的崇禎並沒有能力駕駛大明帝國這艘搖搖欲墜的巨輪，相反，他是一位不合格的船長，而他在關鍵時刻的屢屢錯誤決策，更是促使大明帝國一步步走向毀滅的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