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朱鎔基明智地處理了4‧25事件且獲得國際社會讚譽的情況下，江澤民卻反之而行，執意要鎮壓法輪功。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秘書林牧曾向大紀元披露，江澤民認為「朱鎔基那些人太幼稚了，他認為這個問題威脅國家政權」。
林牧評論道：「這些人就是這樣的。任何群體性的活動，他都認為威脅他的政權啦。你有幾百人，幾千人和平請願，他都會認為威脅他的政權。」
「一萬多法輪功學員次序井然地在那裏進行和平請願，讓他們覺得法輪功哪來那麼大能量，江澤民他就恐懼了。但是，這是毫無道理的。」［1］
明慧網爆料引用中共高級官員的定論：按照國務院正常的辦事邏輯，重大定性必須經過：基層發現問題->部委調查研究->提出初步結論->上報國務院->獲得指示後執行。
但在法輪功問題上，流程完全倒置。江澤民先行擅自定性，隨後強令各部委負責人出來「認領」這項政治責任。［2］
我們看看江澤民是如何擅自給法輪功定性以及悍然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迫害的。
4‧25事件後江澤民全盤否定法輪功
4‧25事件後江澤民接連發出了三個文件，釋放出不同尋常的信號。
第一個文件：4月25日的信
4‧25當晚，江澤民給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關的領導寫了一封信，在信中稱：「今天的事件，值得我們深思。人不知、鬼不曉，突然在黨和國家權力中心的大門口周圍聚集了一萬多人，圍了整整一天。其組織紀律之嚴密，信息傳遞之迅速，實屬罕見。可是，我們的有關部門事先竟毫無察覺，而從互聯網上就能迅速找到『法輪功』在各地的組織聯絡系統，這還不發人深思嗎？」
「事先毫無察覺」顯然與事實不符。江澤民為之籌劃了一場武裝鎮壓。僅從法輪功學員當天無意中看到的情況就能說明全副武裝的士兵一早就嚴陣以待了。
有一對法輪功學員夫婦4‧25當天一早7點半路過紫禁城東邊的護城河時，就看到一隊隊全副武裝的士兵坐在吉普車裏，槍上帶有刺刀，面朝府右街方向。［3］那裏離中南海對面的府右街不到1.5公里，這個佈局只能是4‧25之前就策劃好的。
當天下午3點多時，中南海附近已戒嚴，外面的人不能進入府右街。那時法輪功學員劉志春（時任北京某研究所高級工程師）正從府右街的北口走出來，看到一輛綠色帆布大篷軍車開進靠北海的老北京圖書館。他從身邊的一位學員得知，已有五六輛相同的車開進去了。那種車一輛可以裝五六十人。［4］老北京圖書館離府右街很近，步行只需10分鐘就到。
江澤民在信中說：「（法輪功）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無聯繫，幕後有無『高手』在策劃指揮？這是一個新的信號，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敏感期已經來臨，必須儘快採取得力措施，嚴防類似事件的發生。」
江還反問：「難道我們共產黨人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信奉的唯物論、無神論，還戰勝不了法輪功所宣揚的那一套東西嗎？」
江澤民的這封信被稱為「一個新的信號」，收錄在2006年大陸出版的《江澤民文選》的第二卷中。
中共中央辦公廳於1999年4月27日發出了「關於印發《江澤民同志給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關領導同志的信》的通知」（中辦發[1999]14號），要求學習、貫徹此信，並向中央匯報。［5］
《江澤民其人》一書披露了一個細節：在「四‧二五事件」的第二天，羅干、賈慶林和政治局常委召開會議商討處理意見。朱鎔基表明了法輪功可以強身健體，讓法輪功學員去煉的態度。
江澤民一下子站起來，指着朱鎔基的鼻子喊道「糊塗！糊塗！糊塗！亡黨亡國啊！我很痛心，我們的同志政治敏銳度如此之低。法輪功問題不抓緊解決，會犯歷史性的錯誤！」
「那總書記說怎麼辦？」羅干小心翼翼地問道。「滅掉！滅掉！堅決滅掉！」江澤民揮着雙手喊道。
整個政治局會議期間，江澤民又跳又叫，聲嘶力竭。其他常委看到江這個樣子，都沉默了。［6］
4‧25事件後的第四天，4月29日，中紀委監察部有關領導向法輪功學員王友群（時任中紀委監察部的副處級官員）傳達了江澤民4月25日晚上寫的信。王友群後來在其文章中寫道：「信中，江澤民提出了『戰勝法輪功』的論斷。這是中共最高層領導第一次就法輪功問題表態，而且是全盤否定性的。」［7］
第二個文件：5月8日的批示
5月8日，江澤民又給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和軍委成員寫了批示。該批示再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到各地（中辦發[1999]19號）。隨後再分別下發到各地省委、市一級，隨後再由各省委及市委形成相應的文件下發，文件內容涉及如何秘密準備鎮壓法輪功。
大紀元曾報導，此批示的詳文未能得到，只是從河北省委辦公廳的文件中看到部分內容，而這份文件是由曾在河北省政府工作的徐新牧曝光的。他及他的合作者段榮信為此還分別被判刑4年和8年。此審判曾被中共官媒報導過。［8］
第三個文件：6月7日的講話
6月7日，江澤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關於抓緊處理和解決『法輪功』問題的講話」。
江澤民說：「『法輪功』的產生和蔓延，是國內外敵對勢力同我們黨爭奪群眾、爭奪陣地的一場政治鬥爭。」
「『法輪功』問題有很深的政治社會背景乃至複雜的國際背景。這是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事件。我們必須認真對待，深入研究，採取有力對策，中央已同意李嵐清同志負責，將成立一個專門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李嵐清同志任組長，丁關根、羅干同志任副組長，有關部門負責同志為成員，統一研究解決『法輪功』問題的具體步驟、方法和措施。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要密切配合。」
「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成立以後，要馬上組織力量，儘快查清『法輪功』在全國各地的組織系統，制定鬥爭策略，為進行分化瓦解工作做好充分準備，不打無準備之仗。」（見［5］）
在這個講話後的第三天，即6月10日，在江澤民的主導下成立了「中共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即「610辦公室」，類似文革時期的「文革小組」，它超越中共的一切法律，此後在全國範圍內策劃和指揮了反法輪功的活動。可見，4‧25事件後，江澤民迅速為鎮壓法輪功建立了指揮中心。
6月1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於印發《江澤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關於抓緊處理和解決『法輪功』問題的講話》的通知」（中辦發[1999]30號）。
1999年7月20日，中共在全國範圍內開始大規模抓捕各地法輪功義務輔導員，此日被視為中共迫害法輪功的起始日。
7月22日，中共官方媒體全面誣衊攻擊法輪功，公安部發佈通告，民政部認定其為非法組織並正式取締。
前中共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體制內學者辛子陵2017年接受「希望之聲」專訪時表示，1999年江澤民要求取締法輪功時，「沒有一個支持，七個常委六個都反對！就是只有江澤民自己支持自己。」［9］
當時政治局的七個常委分別是：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
王友群說，直到1999年4月25日，江澤民從來都沒有指示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委員會調查研究法輪功問題，卻得出全盤否定法輪功、必須「戰勝法輪功」的結論，並利用自己集黨政軍最高權力於一身的強勢地位將這個結論強加全黨。
他還指出，「中共取締法輪功的決策過程是：先有江澤民『戰勝法輪功』的結論；然後，根據這個結論找證明這個結論正確的所謂證據（凡是說法輪功好的，一律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凡是說法輪功不好的，無論怎麼造假，一律如獲至寶）。」「以這樣的論點和論據為基礎作出的決策，豈能不荒謬？」［10］
也就是說，江澤民違背了中央對重大事件定性的流程，毫無根據地擅自給法輪功荒謬地定性，再脅迫中央部委參與迫害法輪功。
明慧網爆料還披露：在一次由北京市、公安部等領導參加的內部會議上，沒有任何一個部委領導願意為這個與調查事實相反的定性「背鍋」，結果在江澤民的壓力下，與會者最終一致將責任推給了當時因故未參加會議的國家體育總局局長武紹祖。（見［2］）
法輪功學員在4‧25上訪中表現出的和平、理性、善良、自律等高素質，使一場由江澤民策劃的武裝鎮壓被解除。江對此心生妒火，接二連三發飆，強迫其他領導人否定法輪功，非要置法輪功於死地而後快。
結語
本系列文章從多角度詳細報導了一場由江澤民策劃的4‧25武裝鎮壓及其未得逞的幕後原因。江澤民因看到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贏得了來自社會各階層，包括中央政府及軍隊高官等上億人的尊敬，而對李先生及其法輪功產生了強烈的妒嫉。再加上，他為4‧25籌劃的一場鎮壓也未能得逞。僅三個月後，他就迫不及待地在全國發動了滅絕法輪功的政治運動。
在迫害初期，江澤民的妒嫉、仇恨、邪惡就被暴露無遺，這可從以下三個方面看出。
一、蓄意扣上「邪教」帽子
迫害一開始，江澤民就宣稱要「三個月消滅法輪功」。1999年10月25日在回答法國《費加羅報》（ Le Figaro）記者提問為什麼要鎮壓法輪功時，江澤民稱法輪功是「邪教」。［11］
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法輪功就是邪教」的社論。一時間全國上下所有的報紙、電台、電視台對法輪功進行鋪天蓋地的誹謗和誣衊。然而江澤民根本沒有立法權，唯一有權立法的機構是全國人大。
事實上，就在江澤民把法輪功誣衊為「邪教」後的幾天，1999年10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取締邪教組織，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這個決定中根本沒有提到法輪功。
不僅如此，200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公安部聯合發佈的《公安部關於認定和取締邪教組織若干問題的通知》公通字（2000）39號文件中指出：到目前為止，共認定和明確的邪教組織有14種，其中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文件明確的有7種，公安部認定和明確的有7種。這14種邪教名單中也沒有法輪功。
2017年2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也沒有提到法輪功。
江澤民作為國家元首、中共黨的主席、軍事委員會的主席，沒有任何權力宣佈某一個人或某一個組織為非法或邪教。
大陸著名律師、東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張贊寧曾向大紀元表示：「江澤民作為一個前任中共國家主席，在他當政時，公開向法國費加羅報社稱法輪功是邪教組織，這就是明顯破壞國家法律的實施。」［12］
二、親自迫害軍中修煉者
就在4‧25上訪的當天下午，江澤民坐防彈車繞中南海一周，他居然在上訪的人群中看到了幾十位肩上有軍銜的軍人，這些軍人竟然會追隨法輪功而不去追隨他這個軍委主席。［13］
出於嫉恨，江澤民一開始就對軍中修煉法輪功的官兵進行殘酷的迫害。在此謹舉數例。
於長新，前空軍指揮學院教授，正師職、副軍級，軍隊離休幹部、國家二等功臣、原法輪大法研究會成員。2000年1月6日，在江澤民親自下令下，於長新被秘密非法重判17年，被關進軍隊監獄。同年他妻子姜昌鳳也因堅持修煉法輪功被非法重判10年，後被關進北京女子監獄。［14］
於長新（大紀元）
李其華，1918年生，原籍湖北紅安，曾任第二軍醫大學校長、總後衛生部政委、解放軍總醫院院長，立過大功。他妻子長期病魔纏身，無計可施，修煉法輪功後頑疾消失。於是李其華1993年走入了法輪功修煉，曾兩次參加李洪志先生在北京舉辦的法輪功學習班。
江澤民把李其華老人當作「晚節不保」的典型，點名道姓地侮辱他，並責令總政治部對他造謠惑眾，洗腦迫害。［15］
李其華，原北京301醫院院長。（網絡圖片）
李志剛，原國防科技大學博士生，因修煉法輪功，2003年被非法關押在北京軍隊監獄看守所八個多月。當年8月江澤民來到國防科大，聽聞李志剛的事後，就立即表示出資一百萬元，限期逼迫他放棄修煉。此後，李志剛被晝夜拷問，被摧殘得骨瘦如柴，同年9月遭冤判5年。（見［14］）
李志剛（明慧網）
三、親自下令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自中共1999年迫害法輪功以來，中國器官移植數量暴漲，其器官來源備受外界質疑。2006年3月9日，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被首度曝光。同年9月13日，時任中共商務部長的薄熙來，隨總理溫家寶訪問德國漢堡時，親口承認是「江主席」下達了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命令。［16］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簡稱「追查國際」）2014年9月對前中共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部長白書忠進行了電話採訪。在錄音中，白書忠親口披露，是江澤民批示用法輪功學員器官做移植。［17］
「追查國際」通過上萬通的電話調查，包括對五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一名軍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長的電話採訪，得出結論：1999年以來，以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為首的中共犯罪集團操控整個國家機器，包括黨、政、軍、武警、司法系統和醫療機構，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實施群體滅絕性大屠殺。［18］
2016年6月22日，加拿大資深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及中國問題專家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他們發佈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器官移植手術數量每年約為6萬至10萬例；2000年至2016年，可能高達150萬例；這些器官的主要來源是法輪功學員。［19］
2014年11月25日，（從左到右）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和《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殺：更新版》一書作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合影。（Simon Gross／英文大紀元）
2020年3月，由英國大律師傑弗里‧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主持位於英國倫敦的「獨立人民法庭」發佈了最後的書面判決書，判決顯示：「活摘人體器官已在中國各地大規模發生多年，法輪功學員是其中一個——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體器官來源。」［20］
英國御用大律師傑弗里‧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擔任主席的「人民法庭」判定，中共仍在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冠奇／大紀元）
江澤民迫害法輪功慘烈無比，造成千古冤案，罪大惡極。2002年至2007年，在19個國家和地區，法輪功學員對江澤民提起了訴訟。按照訴訟案提交的時間早晚，這些國家和地區依次為：美國、比利時、西班牙、台灣、德國、南韓、加拿大、希臘、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玻利維亞、智利、荷蘭、秘魯、日本、瑞典、阿根廷、香港［21］
自2015年5月，超過21萬名中國大陸以及海外的法輪功學員實名向北京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郵寄控告江澤民的刑事控告狀，要求依法懲辦江澤民。
2015年7月到2022年7月13日，全球已有37個國家和地區超過395萬名民眾連署刑事舉報江澤民。［22］
2022年11月30日，江澤民在上海死亡。然而，這場慘絕人寰的迫害今天仍在持續，原因何在？
《九評共產黨》指出，在迫害法輪功上，江澤民和共產黨互相利用。江澤民提出「亡黨亡國」的藉口，使他維護個人權力和中共維持一黨獨裁在這裏取得了高度的統一。［23］
事實上，從迫害一開始，中共控制的國家政權和暴力機器就開足了馬力，鋪天蓋地鎮壓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民眾。
古語曰：「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已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