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生命之源。正常的人每天都要喝水，每天都要用水。小監是沒有水的，關在裏面的人不可能洗臉、刷牙，不是一天兩天，天天如此。至於洗澡更是連想都不能想的事，四川有句俗話「磨皮擦癢」，牛在樹幹上來回蹭，豬在圈裏反覆磨擦磚牆，都是這個行為。我在小監里身上癢得厲害了就在牆上磨擦，每天都要做無數次這樣的動作。
衣服是要勤洗勤換的，進了小監可從來不換衣服，我在小監關了九個月，進去的時候是8月份，穿着汗衫和短褲，雅安號稱雨城，「巴山夜雨漲秋池」，夏秋之際晚間多夜雨，白天出太陽，濕度大，氣溫高，屋子裏濕熱難當，一身酸臭，衣服粘在身上，兩隻手被固定在背後，只有靠全身扭動、抖動，讓粘在身上的衣服換換位置。暑往寒來，12月份雅安地區的氣溫降到了零度左右，我還是穿着8月份那套汗衫和短褲，冷得渾身發抖。經多次要求，臨近元旦才允許我到原來關押的監舍里拿了棉衣、長褲。
活人要吃飯也要排泄，這三平方米左右的狹小空間，既是臥室，又是飯廳，還是廁所。木製馬桶上沒有蓋子，十天八天才有人來倒一次馬桶，馬桶保持原汁原味，從來不沖洗，夏秋之際，糞便生蛆，腐臭熏天，秋冬雖冷，惡臭依然。好在「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
小便好辦，大便要脫褲子，很簡單的動作對於被反銬着的人來說也成了難事。拉屎以後擦屁股本是舉手之勞，在小監里可辦不到。一是沒有衛生紙，關進小監四個月以後，我被獲准拿了一套《毛澤東選集》進來，是小監內唯一的紙製品，我對他老人家的著作敬重如聖賢，一字千金，捨不得擦屁股用，那紙也比較光滑硬脆，估計用來擦屁股既擦不乾淨也不舒服。再說那可是褻瀆紅太陽的罪名，殺無赦。二是戴着背銬的兩隻手夠不着自己的屁股，想擦也沒法兒，免了吧，既節約又省事。關了九個月過了兩百多天拉屎不擦屁股的生活。
犯人是不准蓄髮的，一般每個月由專職理髮員推光一次。關在小監里省略了這道工序，由着頭髮自由生長，不洗頭不理髮頭皮很癢，因為戴着背銬，沒有辦法撓，只有在門框上來回蹭腦袋，蹭完了前面蹭後面，日久天長，門框下面積累了一層很厚的頭皮屑，這小小的玩意兒還會發霉，長出了灰白色的毛，不細看像是法蘭絨毯。
小監內蒼蠅蚊子飛揚跋扈，故意欺負我，兩手被銬在身後無法動作，只能任它囂張。蒼蠅的個頭挺大，翅膀震動起來特別有力，嗡嗡的聲音驅除了小監里的寂靜。我眼睜睜看着它們自由自在地飛翔，隨着它們在空中遨遊的蹤跡做頸部運動，也算是一種鍛煉，直到現在七十多歲沒有犯過頸椎病。
白天是蒼蠅的天下，晚上蚊子當仁不讓，輪流坐莊。蚊子比蒼蠅殘忍，它要叮人吸血。怎麼才能制服叮人的蚊子呢？冥思苦想，無計可施，靈機一動，有辦法了，叮咬前面，可以用嘴去吹，把它趕跑，要是叮在背後，只能用背撞牆。
小監里沒有燈，天氣好的時候，上午9點到下午4點左右，窗戶縫透進來的光線提供了自然的照明，可以看書寫字，其餘時間我則閉目養神與黑暗相伴。為了記住日子，我每天用手指甲在牆上劃一條痕跡，應該有二百七十條左右，如果那個房子還沒拆的話，希望有機會回去看看，尋找一下舊日的蹤跡。
在小監里關久了，已經適應了戴着背銬吃飯，沒有水卻是個大問題。幸好勞改隊的飯菜缺油少鹽，不至於過分口渴，但是免不了還要喝水。開始的時候我試着對送飯的炊事員說；給點水吧。那個外號叫白毛的炊事員沒有回答，但是第二天早晨8點送飯以後，將近10點鐘的時候加送一次開水，用一個容量一升鏽跡斑斑沒有蓋子的搪瓷杯裝着，放在牆根附近，足夠一天喝的了。我始終記着這位沒有留下姓名的難友。由此每天有了一升左右的水可以自由支配，我感謝這位犯人炊事員，是不是還需要感謝黨、感謝毛主席呢？
但是好景不長，送飯的炊事員換了，後來這個叫徐國權，四川邛崍或大邑縣一帶的農民，不知道因為什麼被打成反革命，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他來給小監送飯不送水了，我兩三次求他送一點水。一天中午外面有腳步聲，我知道送飯的來了，起身等着開門，可是他不像往常一樣按着房間的順序送飯，而是把我這間房跳過去了，送完了所有房間以後才走到我的門前，一會兒門開了，丟了一個玉米饃饃在我的瓦缽里，隨手舀了一瓢菜湯，我說；菜呢？他氣沖沖地回答；你不是要水嗎！哐當一聲，把門關上了。我心裏默默地念道，人啊，人！古人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些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已經被異端邪說衝擊得所剩無幾了。同樣在監獄裏，都被打成反革命，竟然還要互相殘殺，這種人性的扭曲是誰造成的呢？無疑是毛澤東的鬥爭哲學和恐怖統治。
北方有句俗話，好吃不過餃子，舒坦不過躺着。睡覺是一種享受。帶着背銬睡覺卻是一種折磨。仰臥肯定是不行的，豈料俯臥也不行，背在後面的兩隻手很快就會痛得難受。只能夠勉強側臥，一夜之間翻來覆去輾轉難眠。長期地一天二十四小時戴着背銬，才能感知這「人道主義」是什麼東西。
面臨的抉擇
監獄裏的小監是為了折磨人至死而設定的，然而人的生存能力是很強的，人的適應能力也是很強的。但需要堅強的意志和堅定的信念。
我該怎麼辦呢？
一是低頭認罪，可是我找不到自己犯了什麼罪，既沒有參加任何「反動」組織，也沒有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反革命行為，沒有書寫或張貼過反動標語、傳單，沒有呼喊過反動口號，沒有收聽敵台和裏通外國。我多次向公安、司法部門的官員表示，只要能夠舉出具體的事實，是罪我就認，是錯我就改。可沒有人能夠給我舉出哪怕是一點點。沒有犯罪事實，怎麼認罪呢？回想1957年，起初我還據理力爭，後來在朋友們的勸說之下，在「胳膊擰不過大腿」、「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情況之下，低頭認罪，寫了檢討。於是授人以柄，自己都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劃為右派自然是理所當然、名正言順的了。毛澤東說過：「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這一次我就要認真一下，沒有罪就不認罪。
二是以死抗爭，監獄裏死人的事是常有的，有病死的，有死因不明的，也有自殺的。拉出去，挖個坑一埋了事，殊途同歸。
我不想死更不能死，我要活，我要做人。如果現在以死抗爭，只能博得部分人的同情。人死了，許多事實無法澄清，許多黑暗無人揭露，對人民來說是一種罪過，所以我不能死。
堅持活下去的想法出於我對未來的信心，1957年初，我基於對中共虔誠的信念，交過入黨申請書，認真地學習《黨章》，學習《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我這時以同樣虔誠的信念，期待着毛澤東所說的「有反必肅、有錯必糾」。因為我的確沒有反對過中國共產黨，也沒有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
我要活着看這個世道怎麼變化。
每天早晨起來以後，儘管小監里沒有水，不能洗臉刷牙，我總是用反銬在背後的手慢慢地把被子疊得整整齊齊，以此表示我熱愛生活、不會頹廢的心境。
臨近節日，比如五一、國慶、元旦、春節等，監獄都要進行大檢查，所有的在押犯人把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行李拿到院子裏，無非是一塊墊褥，一床被子，幾件衣服和吃飯用的碗、盆、鍋。三百多人的行李攤在坑坑包包的泥土院子裏，像是擺地攤兒。各工區的獄警一件一件地看，重點是文字材料，但凡發現寫着字的紙或小本子一律沒收，帶回去「研究研究」。眾犯人不敢怒也不敢言。
我在小監里關了一個多月沒有提審，除了每天送飯的炊事員和十天半月來一次倒馬桶的犯人以外，無人問津。倒想乘大檢查之機出去透透空氣。
9月30日監獄大檢查，我在小監里聽見外面人聲噪雜，隨着腳步聲越來越近，知道有人來視察小監，一會兒，門開了，獄警指導員周金仁站在外面，我戴着背銬斜依在鋪上看了他一眼，隨即收回目光，一語不發。他問：「你想好了沒有？」我回答說：「想什麼？」他說：「要認罪，給我寫檢查材料。」說着喊我出來，用鑰匙打開了手銬。我沒有紙，沒有筆，跟他說了，他讓一個犯人送來了一隻蘸水鋼筆，十來張擬稿紙，一瓶藍墨水，關上門走了。
手銬打開了，兩隻手可以活動了，可我該怎麼寫呢？認罪吧？自己都找不到犯罪事實；不認罪吧？小監里的非人生活、繼之而來的種種折磨的確難以長期忍受。我本着「調子儘量放低，原則不容放棄」的思路，寫了下面一份材料。
我於1966年7月12日由成都市公安局逮捕，同年9月被成都市西城區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徒刑十五年。如此長刑，必有重罪。但我既未參加任何反革命組織，也沒有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反革命行為，沒有任何反動筆記、文件，沒有書寫和張貼反動標語、傳單，沒有呼喊反動口號，沒有收聽敵台廣播或裏通外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沒有任何違法活動或抗拒表現，更重要的是我一直都是擁護毛主席的，從來沒反對過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儘管原單位的某些人採用種種手段製造材料，又通過「審理」人員千方百計的拼湊罪名，必欲將我置之於死地，他們煞費苦心也沒有舉出任何具體的犯罪事實，為了達到判刑的目的，於是便加給我這樣一條唯一的罪狀，即「借開會暴露思想和藉口向管教幹部暴露思想公開講反革命言論」，匆匆判處，投入勞改。
對於起訴書和判決書中強加給我的各條罪狀，我將在適當的時候逐條具體辯答。如果原告和原判法院至今仍確認判決是合理的，則請駁倒我的答辯，用真憑實據揭露我的罪惡，用充分理由說明判決依據。只要證據確鑿、理由充足、符合政策，我是完全認罪的。……
10月4日，心狠手辣的周金仁又來視察，打開門以後他站在過道里厲聲問：「寫好了沒有？」
我說：「還沒有。」
他以呵斥的口吻說：「三天還沒寫完，寫的什麼？拿來我看看。」
我說：「等寫完了再拿給你看吧。」
他凶神惡煞地嚷着：「拿來我看！」
我只好把還沒有寫完的東西拿給他，只有三頁。他看了不到兩分鐘，惡狠狠地說：「出來！」跟着又給我戴上了背銬。
接着近乎歇斯底里吼叫：「不認罪，關死你！」隨後用腳踹我的小腿，我站立不穩跌倒在地，兩隻手被拷在身後，艱難地蠕動着身體爬進了小監。
戴着背銬寫自述
獄卒周金仁那句話「不認罪，關死你」不是說着玩兒的。
監獄裏死人是常事，精神上的摧殘、肉體上的折磨、常年處於飢餓狀態、繁重的體力勞動、捆綁吊打的威脅、惡劣的生存環境、簡陋到幾近於無的醫療條件都是死亡率高的原因。在周金仁、徐紹華、唐炳南等獄卒眼裏，死一個人不如死一頭豬，平時對犯人極盡摧殘折磨之能事，唐炳南的口頭語之一是「死十個，數五雙，當個球疼。」被關在小監里的犯人屬於「反改造」之列，更可以任意殘害，以表示他們效忠於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路線。
除了死以外，精神失常更可怕。我所在的三工區四十二個犯人有十二位是精神病，那些監獄的幹部罵他們是「裝瘋」，對這些難友無所顧忌地橫加折磨，慘不忍睹。
我當時的想法是；
一、不能死，我要活着看這個世界怎麼變化。
二、保持鎮定的情緒，不能精神失常。
周金仁既然說了「關死你」，我就要做好思想準備，必須有堅定的求生信念，他越想讓我死，我越不能死。
我堅信中國的政局必然會有變化。
有了堅持活下去的信念，還需要保持健康的心態。
坐監本來就是痛苦的，終日戴着背銬關小監更是非人的折磨。在多重壓力下，被關小監的人精神失常的概率很大。怎麼避免呢？除了樂觀、堅定以外，需要找點事做，或者找點書讀。小監里無事可做，那就找書讀吧。文革期間的監獄除了毛澤東著作以外不準保留任何其它書籍，經過多次請求，允許我拿了一套四卷本毛澤東選集、鋼筆和部分紙張，從1969年元旦開始在小監里真正閉門讀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