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根據毛澤東對「文化革命」的戰略步驟，運動進入了清理階級隊伍階段，文革從鬥爭走資派轉向鬥爭歷史上有問題的人，當時那些人被稱為「階級異己分子」。
根據群眾舉報，國營無錫市糖果糕點公司女店員朱雲秀，時年54歲，因出身工商兼地主家庭，有一種看不起勞動人民的「惡習」，「過着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生活作風，對待無產階級勞動人民恨之入骨，十家有九家不搭腔……」（摘自70年3月6日革命群眾舉報信）。此年6月1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無錫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北塘軍管組下屬北大街派出所派人到朱雲秀的家鄉無錫藕塘公社東風大隊蘆朱巷生產隊尋找朱雲秀的「階級根源」。接待他們的是大隊治保主任，出身貧農，時年39歲的李林根。按年代推算，此時的李林根正好新舊社會各生活了一半時間。抱着對接待工作負責的態度，怕對舊社會那一段說不清，李主任找到了64歲的老貧農，曾在地主家當佃戶的李進祖講述朱雲秀父親及兄弟的情況。在這裏，調查人員聽到了一個「地主和他的兒子們」的故事。
朱雲秀的父親叫朱盤生，是藕塘地區赫赫有名的大地主，佔有土地360多畝，房屋23間，這在寸土寸金的江南水鄉佔有如此多的土地和財富是罕見的。朱家沒有生產工具，所有農活是包給佃戶做的。為維護好田頭生活，朱家僱用1名長工和1名短工，在兩忙季節（即夏收夏種和秋收秋種）再另雇12名左右的臨時工。
朱盤生生了三個兒子和五個女兒，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大戶人家。兒女們平時也參與田頭管理及收租米等工作。從現有資料反映，老地主朱盤生在1929年就離開人世。在抗戰前夕，朱家三兄弟對父親留下的財產進行析產分家。
老大叫朱儉佩，當時分到土地80多畝，在1937年到1945年這一時段（與抗戰八年的時間段相吻合），具有財產自主權的朱儉佩就專門在外吃、喝、嫖、賭，各種惡習樣樣都全，把土地全部賣光，待紅色政權建立，進行土地改革時，朱儉佩的成分被評為小土地出租。
朱家老二叫朱士佩，當時同樣分到土地80多畝，老二與大哥一樣，沾有各種惡習，尤其嗜好賭博，沒有多長時間，成為無錫人俗稱的「倒頭光」，不僅把土地輸掉，連房子都賣掉，走投無路之下，只得自謀生路，到鎮上的繭行工作，在土改時，被評為職員，已接近工人階級行列。
朱家的小兄弟叫朱榮佩，也是分得80多畝土地，此人將土地和財富視作生命，辛勤經營，平時雇一名長工，農忙時再用數名短工，財產不斷增長，在土改運動中被評為地主成分。
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數十年光陰里，地主分子所經受的「考驗」是常人無法想像的。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國剛度過三年自然災害，但朱榮佩的日子還是過不下去，他想方設法把家中僅有的一些家具用船運到太湖西岸長興、宜興一帶企圖變賣，當時在朱榮佩的眼睛裏，湖州長興等地首先試行「三自一包」，屬於先富起來的地方，湖州農民經常將胡蘿蔔、山芋一船船地運到無錫變賣，而捎回的是漂亮、鮮活的無錫待嫁姑娘。其實當時的長興等地也剛能勉強填飽肚皮，老百姓手中根本沒有現錢來買他的家什，船上的糧食吃光了，所帶幾個小錢也花光了，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最後只能在長興上吊自殺，結束了50多歲的生命，落入了「人為財死」的俗套。
從法律視角看，朱儉佩、朱士佩二兄弟揮霍的是屬於自己的財產，旁人是無權說三道四的，社會輿論最多在道德範疇對他們的行為進行非議和譴責。而朱榮佩尊重財富、創造財富的行為更應得到稱道和尊重。問題是在土改時對兩種不同行為的評估和對待搞了個「上下顛倒」，揮霍者接近領導階級，創造者死無葬身之地。
有位經濟學家曾經講過這樣的話：一個好的社會必須具備兩個制度：即鼓勵人們創造財富的制度和公平地分配社會財富的制度。從朱家兄弟分家析產後半個世紀，社會又重新回到尊重社會財富的軌道上來，應是我們每一個人值得慶幸的好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