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開始放暑假，那時已開始流行一副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我當然不贊成此對聯，但已沒有興趣去辯論，因為人家既然「不准革命」，也犯不上跟着亂摻和。暑期中有「返校日」，召集大家到清華大學操場去開大會，聆聽「革命的大哥哥大姐姐」們的「革命」鼓動，會場高唱「造反歌」曰：「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老子革命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唱到最後全場齊呼：「滾他媽的蛋！」
世上有幾人樂於唾面自乾，承認自己是「混蛋」？像我這種「出身」不好的同學，歌當然唱不下去，但又不能公然退場，好容易熬到終場，便抽身「滾蛋」。由於「對聯」遭到普遍的反對，不久出現了一種「出身不紅」但「靠攏革命」的學生組織，稱為「紅外圍」，我對此毫無興趣。
多年後，我與當年主張「對聯」的中心人物譚力夫相識，他那時已改名譚斌，躊躇滿志地出任康華公司副總。我曾有意探討一下這段歷史，但話到嘴邊又咽了下去，不想掃他的興。「對聯」衰敗後不久，他自己及其紅色家庭也成為受害者。「文革」所煽起的族群仇恨，是體制和教育長期形成的惡果，不是北工大學生譚力夫個人所能承擔得了的。
六，恐怖之夜，走脫羅網
1966年8月18日，按當今的說法，肯定是個商家「大順大發」的開張吉日。當日老人家臨時換上不合身的綠軍裝，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一起，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小將的隊伍，向全世界昭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張。
老人家後來總結說，「一生辦了兩件事」。十七年前第一件事辦成時，他在這裏主持了開國大典。據說大典之日原定為1950年1月1日，老人家改為1949年10月1日，即夏曆丁丑年的甲子日。這個日子選得不錯，本共和國至今已度過五十五個春秋。這回發動「文革」選了丙午年的丙午日，可能是翻錯了皇曆。古來年值「丙午」、「丁未」稱為「紅羊劫」，當天兩個「丙午」碰到一起，將八億中國百姓拖入一場歷時十年的浩劫，成為偉大領袖一生最大的敗筆。
當女紅衛兵宋彬彬幸福地為領袖戴上革命的紅袖章時，老人家親切地問她叫什麼名字。當他得知是「彬彬有禮」的「彬」時，似不經意地說了一句：「要武嘛。」於是宋彬彬從此改名「宋要武」，引為無上光榮。
就是這金口玉言的「要武」二字，不知令全國多少人在日後的抄家和武鬥中喪命。那天我自然是沒有跟着去山呼「萬歲」的資格。據父親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動作。但這「動作」之快，是他沒有料想到的。
老人家親自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你們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於是本校紅衛兵獲得無上榮光，成為全城紅衛兵的「老大」，清華附中作為紅衛兵運動的發祥地，改名「紅衛兵戰校」。
其後數日，全城處於「破四舊」的狂熱之中。記得我的一位同學史青（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史國衡之子），曾邀我到其家幫助藏匿處理「四舊」。8月23日清華園內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時發生，本班紅衛兵到老師家中「破四舊」，回來還得意洋洋地說：有隻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們打碎，王老師十分心疼云云。我見形勢緊張，晚上偷偷跑到大學校園一個僻靜的電話亭，與父親通電話，得知家裏也有紅衛兵來貼大字報，但他說自己能夠應付，並囑咐我暫時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華大學校園裏一片瘋狂。前清大學士那桐題額的標誌性建築「清華園」門坊已被推倒，校領導劉冰、艾知生、何東昌及「大右派」錢偉長、黃萬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帶抽打着，在現場汗流滿面地搬運磚石……。本校一對姐妹花的母親，是一位蒙古王爺之後，人稱「善格爾公主」，在清華園一帶擁有不少房產，也被披頭散髮地拖來批鬥。有位中學女紅衛兵，一路用皮帶抽打一名「反動大學生」（據說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師），當有人提出「不要打人」時，她理直氣壯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這時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